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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青山
1969年春天，我离家远行。临别的时候，一位不走的朋友打开地图，手指在上面走了很久，终于抬起头，把帽子往下拉了拉，问：你肯定那儿还是中国吗？
这是一片青绿的大山，在云南省。云南在中国的西南，这片不平的绿色又在云南的西南。在那儿，常有老挝人或缅甸人走过来，寻找他们走失的牛群。从边界的零号界碑算起，离北京5000公里；西南部边境的外边，越南人正在和美国人打仗。在我的行装中，有10袋特大号的牙膏，5公斤糖果和一木箱书。包括当兵在内，我一共在云南待了7年。
在60年代末期的中国，却有大批城市青少年在多数不自愿的情况下，以军事动员的方式被送到偏远的乡间。而且，他们同乡村大众的关系被颠倒过来，用毛泽东本人的号召来概括，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发表于1968年12月。在此后10年的时间内，总数2000万以上的青少年从大小不同的城市走向农村，这场称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是“文*”的创举之一。
对于这场运动，说痛苦，说悲壮，说忧伤，说升华，都有之，没有定论。
因为牵扯人数过多，空间过于广阔。产生了无数或悲或喜的故事，是免不了的。有多少故事就有多少看法。一般看法是：这些年轻人多少受过教育，他们的知识背景和本身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热情的幻想和严峻的农村现实之间，产生冲突，造成了精神上极大的不平衡，加上生活中无数变数，包括体力上的磨砺，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最愤懑和勤于思考的一代，他们有求变之心，也有应变之力，可以寄托未来的。表面上看，果然不错。但是，没有史诗出现。——因为，这场运动虽有民族大迁徙那样的时空规模，却没有任何文化意图上的积极意义。不是进步。——因为他们用时间和血汗换来的经验，哪怕是最成功的，也无非是农业社会的。如果创意只能从经验中生发，那必定是非选择的和限制的。可能的事实是，人间的苦难只磨炼出了一代更加坚忍的农人。历史总是有得有失，但是，更加需要剖开细看的，反而是所得。
最忙碌的地方是北京火车站。每天都有几千人从这儿离开，更多的人来送行。送行的人也许明天就走，走的人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于是都哭。大家抱在一起，围成一圈，唱俄国革命的旧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起军装，拿起武器……”“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哭得厉害的，是送行的人；走的，反倒笑了。对厌倦了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远方即自由。我曾当着朋友母亲的面，把两条香烟塞进车窗，他的母亲却没有现出对少年吸烟的一贯愤慨。
我走的时候，来送的有父亲和少数几个朋友。我的大多数朋友和同学都先我离开了北京，从军或者去了农村。另外一小部分留在了北京的工厂或矿山，是当时最幸运的。没有被分配的，家中大都有问题，不能当兵，也不能去工厂，农村也不太愿要。我就是其中一个。眼看朋友们纷纷离去，我心里就有一点慌，知道不能靠学校了，就和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决定去云南。
我们直接找到来北京的接受人员，一说，竟然成了，因为我们几个都会打篮球。决定之后，我才告诉母亲。她沉默了良久，才点点头。她的想法很实际：反正要走，不如去个稍好的地方，云南比北方暖和，去的地方是农场，领工资，而且可以吃到米。17岁出门远行，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泪水，30年前他独自离家时，比我大两岁。车轮转动的时候，他跟着列车小跑，直到站台的尽头。我刚刚跟他握过手，他的手比农人的还要粗糙，这是劳动改造的结果。
今天，他是得到特殊的批准才来到车站。我站在车门口，向他最后挥了挥手。
他站在站台外面的阳光中，渐渐变小；铁轨很亮，耀眼，通到很远。直到这时，我的泪才落下来，像刚刚滴进去的眼药水那样多，那样不真实。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来的地方已不堪回首。我想忘掉的，在我还没离开的时候已经忘掉了我。在我抬起脚的同时，心里却一下子空了。
火车上的4000公里穿过了八个省、市。我头一次看到了黄河、长江、高原和古旧的小镇。不白的帆驮起风，慢慢驶进苍茫；不毛的山坡上，突然闪过一方绿色，像一幅画挂在墙上；一个农人张着嘴，呆看着驶过的火车，身后的乱云红得像打翻的酒坊。当我走下列车，看到一个无人过问的小姑娘浑身泥污、头发蓬乱，站在一地的泥泞中放声大哭，我知道生活这才开始了。
四天的火车之后，又是四天的汽车，山路绕来绕去，像一个曲折的故事，到达目的地景洪天已经黑透了，天空中飞满了萤火虫，让我们以为这是个童话世界。这个错觉保持到了天亮之前。
我们的农场就在景洪。
农场分成许多分场和生产队，只有创建很早的分场才有瓦房，其余都是草房，散布在几百平方公里的绿色中。农场的工人大都是本省或外省的移民，原来就都是农人，却被称为“老工人”。说是农场，却不种粮食，种橡胶树。
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西双版纳地区，由西藏高原挡住了南来的次大陆季风，造成了常年温润的气候和丰沛的雨量，一年只分旱、雨两季，无霜，适合热带作物的生长，尤其是橡胶的理想家园。橡胶是中国紧缺的战略物资，早在50年代政府就规划建立大规模的橡胶园，而在1969年初，中苏发生边界战争时，这项建设达到了高潮。
我和同来的朋友被分配到农场最边远的生产队。分场新建不久，北京的来信要20天才能送到。如果要去景洪，除了走路，只有搭乘运货的拖拉机，清晨出发，下午可到达，所以，谁要去景洪，是一件大事。除了《毛泽东选集》，我们从队上得到的第一件礼物就是一把锄头和一把砍刀。工作很简单，就是走上山去，把眼前看得见的一切都砍倒，不管大树或弱草。锄头或砍刀的木柄，是直接从山上砍来的，最初是象牙白色，扎手，后来渐渐颜色变深，变成貂皮色，也慢慢变得光滑可爱，这时快要断了。断了换上新的，重头再来。锄尖和刀刃也磨得小了，月芽一样细细地闪着光。手心上的皮肉先是翻开；后来愈合了，变成厚厚的茧，黄色而透明，可以看到留在里面的刺，好像琥珀。不愈合的，流出血水，越是疼，越要撕掉那层皮，和爱把指甲啃出血的孩子一样。这时候上山砍树，手心就会和木柄血淋淋地贴在一起。不久，我们就可以赤脚在山上行走，或者用手指掂起火塘中的炭点烟。
我们领到一张方方的纸片，上面划了格子，贴在一块小木板上，每天开饭的时候带到食堂，炊事员用圆珠笔划掉一格，表示这一餐你吃过了。饭在大锅中煮，先倒进玉米粒，等到煮开了花，再倒进一些大米，一起煮熟了。
开始时还有人把玉米粒拣出来喂鸡，不久就饿慌了，反而偷鸡，夜里煮了吃。
蔬菜很少，按说不应该；不会种，雨又下得太多，都烂在地里。没有肉。常常煮一锅盐水，撒一点切碎的韭菜，盛在碗里，有一滴油浮着，叫作“玻璃汤”。美食是把从北京带来的固体酱油拌在米饭里，还不满足，就加一点猪油。猪油是家里寄来的，凝在玻璃瓶中，上面封了锡纸，熬制的时候放一点盐，不容易坏。决定放猪油之前，要想好久。有一次，我和队里的一位老工人因为受到野蜂的袭击，反而发现了一块生蜜。蜜深藏林中，厚厚的一块金黄，我们脸还肿着，就决定把它吃掉，边吃边把蜂蜡吐出来。才吃到一半，我的头开始晕眩，觉得自己变成了浑身长满了蜂刺的一只蜜蜂。我飞进厨房中喝水，之后甜甜地发着高烧，呕吐了一夜，没吃完的一半称了称，足足有三公斤。
云南山深林密，毒虫出没，是历来所称“瘴疠之地”，加上气候炎热，北来的人水土不服，常患各种热带疾病不说，全身往往出现斑疹，先是发红、搔痒，接着就开始溃烂。开始以为是蚊子咬的；——因为没有电，油灯又太危险，晚上大家坐在蚊帐中，只好用嘴咬住手电筒，腾出双手来“啪啪”地拍打。因为成功率很低，而且房间相连，一幢草房中就彻夜鼓掌，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好像在看什么好戏。终于有人悟出了其中幽默，笑出声来，引得大家都笑，手电筒从嘴里掉在床上，“嘭嘭”地响，暂时忘了蚊子。——后来发现不对，不是蚊子的错，就在全身的伤口上敷浸了药膏的纱布，一时间，反倒真像是战场归来的英雄了。那时，大家喜欢打赤膊，穿短裤，伤好之后，一只只活像金钱豹。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竹子。尤其要盖房的时候，更要砍竹。砍竹要在雨季，旱季的竹子会被虫吃。竹子很难砍，因为是丛生，要砍就得一齐砍断，青青地扛下山来。削去竹枝以后，放在地上，用刀尖在竹身上纵着砍，最后一刀破开，再削去里面的竹节，就变成长方的一整片，竖起来就是墙，铺平了，就是床板。一节竹子，顶上打个洞，灌进米和水，再用芭蕉叶扎紧，丢进火塘，满室清香，也好吃。常年和刀打交道，免不了受伤。经常有人白着脸从山上跑下来，捂着的伤口渗出血来，用纸烟灰敷住，仍然渗出血来。我的手脚就有这么几条伤痕，日后和姑娘们吹起人生，有了本钱。
夜里躺在黑暗中，看得见屋顶茅草缝隙中的大星，听着远处林子里麂子凄凄的叫声，偷偷掉过泪，梦中全是故人旧事，想想天还要亮，心就发慌。
我学会了抽烟，能把烟蒂倒卷进嘴里，再把燃烧的烟丝吐到地上。扣除伙食费，一个月可以到手人民币20元，够买五条不错但不容易买到的香烟。我回家探亲，母亲拿住我的手就哭了。我再离开，朋友们把普希金的诗写在我的本子上：“不要说玫瑰已经凋谢，要指给我们看，百合花正在开花。”我收下，致谢，没好意思告诉他们，我的日子和玫瑰、百合都不相干。
在我们之后，陆续从上海、昆明和重庆来了更多的知识青年，其中大多数不过小学毕业，十五六岁；也算是有知识的人。每次来了新人，都要开欢迎会，说些“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话，照例赠送“毛选”、锄头和砍刀。
他们的到来，使星期天场部卖米粉的地方更拥挤了些。
因为森林，我们初到的时候，这里几乎还是一块净土。旱季，特别是冬天，大雾起自午夜时分，仿佛周天彻地的幔帐，遮了山林的睡容。清晨起身，如在玻璃球中行走，树影依了远近，浅淡不同，都还在梦里。樵夫的板斧，牧童的牛铃，湿湿地敲破广大的寂静，看是看不见的。假如此刻擦亮一根火柴，是蜡一样的小小一朵桔黄；定睛细看，有无数小小水珠抖动着跃过火焰，尖叫一声，又逍遥着去了。这时走上山去，在天地的一色中会欢欣到不知怎样安置自身才好，欢欣之余，又顿生幸福苦短的无奈。往往，雾越大，天越晴得好，破雾的时候，几乎壮丽。先是觉得头顶一片暖意，像有一把金霜凌空撒下，接着，雾就融化了，快到人还没有醒过来，身已在灿烂中，世界新鲜得好像昨夜才刚刚铸好。夏季，多雨。有时还来不及从山上跑回队里，暴雨已过。站在高处一望，树都绿着，绿得各自不同，隆隆的残雷声中，天地间到处都是水珠滚落时的闪闪反射。地面的水洼，无论大小，都聚满了大群蝴蝶，翅膀颤颤地扇动，不飞去；雨水聚成细细的泉，沿着藤蔓流下，汇成一个个小潭，一弯弯小小的虹把潭罩住，手伸进去，就变成七色的了。更不用说天空中的大虹。夜晚，残存阳光不知何处去，徘徊倘徉，花朵一样懒洋洋地开放在一切景物的边缘，伸手却什么也抓不住。这样的夜晚在山路上行走，虽然提着砍刀，也会被认为天使了。
在林中劳动是一件辛苦的事。即使不砍树，走路也要带着刀，砍开纠结的藤蔓，防备草丛中的毒蛇。竹根腐朽的地方往往藏着巨大的蚁窝，不小心踏上去，会招来蚁群的攻击。山蚁呈红褐色，体型很大，列队爬过朽木时景象壮观。最讨厌的是山蚂蟥，虽不如水蛭大，叮咬之后，血流不止，经常弄湿裤管。女人们尤其要穿上蚂蟥袜。砍树的时候要先看长势，才决定在哪里下刀。遇上黄梨等硬木，一刀砍下去，虎口震得生痛，而且要开很大的口子，树才倒下去。偶然碰到龙血树，不知轻重的生手会溅满一身鲜血般的汁液，树身又很软，犹如人的身体，寒毛会“嗖”地一下立起来。
但是，在我能够用手中的刀砍倒一棵一棵大树的时候，我肯定了自己。
我不再恐惧。千百次运动后的手臂鼓胀起来，血液在脉管中畅快地奔流，一种不仅是物质的东西在我的身体内暗暗生长起来，渐渐有力量。同时，一些过去同我深深重合的影子渐渐离我而去。我坦然起来，感到一阵轻松，犹如感冒突然间全好了一样，人长大原来也只需要一个瞬间。我开始信任自己，那很像小时候打篮球，突然有一天能够摸到篮筐，却弄不清什么时候有了这能力。我不必再从别人的瞳孔中去证实自己的影子。劳动使我健康起来。
有许多次，我坐在林中砍倒的树身上，深深地吸一口烟。风从林子深处吹干了我头上的热汗。眼前视野开阔，远山一层淡似一层，在阳光和云的游戏中忽明忽暗。我和身边的一切没有区别，都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我知道我找到了一个友人，它很宽大，足以容纳许多生命。我并不对它娓娓谈情，只是倾听和注视。它也并不溺爱我，只是暗示。这是一个生和死并存的世界。
死亡的迹象惊心动魄；一些巨大的古树已经腐朽，厚厚的腐叶层上每天铺满新的金黄；可同时地下窜出尖笋，枝头长满新芽。死，透露了自然的本意：生命重在过程，目的却仅在次要。新生令人想到无限；可它的蓬勃热烈又决没有哲学的酸腐。阳光下，万物并荣，生而复死；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没有两棵树完全相同，自由就是它们自己。而在山下不远的人间，真理、道德、秩序却像鱼刺一样苍白、贫瘠、抽象而悖理，我每次在村后小河中洗脚，都会有成群的小鱼啄着我腿上的伤口，使我得了抚慰；我走上山去，用手指触动大株的含羞草，在叶片收拢的瞬间，意识到尊严；一片黄叶，在溪水的转弯处久久盘旋不去，让我懂得了命运。若说人人都需要欣喜或忏悔的去处，山林就成了我的教堂。在阳光和绿叶之间，我头一次有时间回首，想起受难的父亲、病中的母亲和尚小的妹妹；想起我的同学和朋友；所恨和所爱，侮辱了我的和我侮辱了的一切，禁不住失声而泣。在自然接纳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心慢慢沉下去，沉到它该在的地方，同时间：我是谁？我对我是谁感到满意吗？我慢慢知道这个问题的严肃，走下山去。
我相信，当年的知识青年都从大自然中得到过，特别是心灵方面，我们的所得，对今生的影响难以估量，许多人只是不自觉罢了。而自然付出的宽大和善意，所得的回报却是毁灭。在开始的大规模垦殖中，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效益的行政命令，一道接着一道。随着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会战”
一个又一个地展开。在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每天有数万人上山。刀锋过处，百年老树和新生的嫩草都被砍倒，远处回响着炸毁树根的爆破声。
在硝烟中倾覆的蜂巢里，飞出失了家园的蜂群，疯狂地报复。故事之一是：被蜂群追逐的一个知识青年，从山上逃到山下，又跳进河水，在探头呼吸时被活活叮死。事后，盖满了整条河面的蜂群顺水漂流，和牺牲者同归于尽，显示自然法则的多情与严酷。被砍光的山坡上，万木横陈；在近晚的血红天色中，现出战场阵亡者的悲壮与无奈，经过一个旱季，已经全无绿意，变成了一堆堆干柴，遍布了几百个山头。记得有一次，整个农场统一烧山，我们从山上下来，都聚集在分场的门口。那天庆祝“会战”的胜利，会餐，因而有酒。整个下午，高音喇叭都在广播放火的时间，大约下午六点钟，点火的命令下达了。
大火熄灭之后的早晨，我走出草房，伸一个懒腰，臂却在半空中停住了。
世界变得简简单单：天上空荡荡的，没有风，没有雪，很蓝；山丘小了，夜一样一个连着一个，黑得几乎虚无，像是被覆盖了的尸体，隐隐约约，一直排到天边，偶尔有远树的残桩，在天地之交不动，如同平面的舞台布景。阳光很好，不再有雾，静得人。
我们提着锄头走上坡，脚下的感觉像是踩在松脆的皮肤上，我们走得很小心，生怕比我们更轻的山会突然塌下去。我们用锄头开挖梯田，样子好像在找寻遗物；挖了许久才看见红土，红土还温热着，凝固的血一样“哗哗”
地流下去，盖住了一部分黑色，留着另一部分。我们又在梯田的中央挖出一个宽、高80厘米的正方坑，叫作“穴”，正好可以蹲下一个人；就像在切开的肌肉上又打了一个个洞。然后，从苗圃里移来尚无生意的橡胶树苗，植入穴中。远望，旧日的青山仿佛插满图针、解剖过的一具具尸体。
我们终于消灭了原始森林中千年的腐败，把大自然改造得同我们一样了。天地间不断循环的水分，——曾经牵着森林，在昔日无霜无风的亚热带中翔舞，养育了无数生命，更包括人类，——今日已不再润泽一切。自然生态平衡被粗暴地打破，生命的链被盲目地切断，终于招致报复。不久就传来霜冻和风灾的消息，在一些农场，被冻死冻伤的金鸡纳霜和橡胶树苗在狂风中倒伏了。
烧山以后的一天，我下山的时候在焦黑的山坡上看到一朵花，让我很诧异。花是黄色的，孤零零的下面有叶，一瓣已经快要枯萎，其它的盛开着。
我忽然想到什么，想了很久，却不知该给我想到的事物一个什么样的名称。
不想的时候，突然明白，我曾想到的，是人性。此后的许多年里，我渐渐懂得，人性也是植物，需要在美好——诸如水和音乐——环护下，才有清香。
我们当时的人性，是在泥污里再三被践踏，又被阳光晒枯了的一条裤腰带。
又想到，那花的种子是风带来的。没有风，烧焦的坡上就什么也不长了。
我在来美国之前整理旧物时，偶然翻到一本日记。写尽了悲喜的本子中夹着许多蝴蝶的标本，是农村生活的闲暇所得。因为不会处理，本子弄得很脏。忽然我觉得这些残破的翅膀，包括那些污痕，恰似我在农村的生活，是可以横看、竖看的。用黑泽明的话说就是：我的青春无遗憾。
1971年，一名陌生的军人走进我正在午睡的草房。他问我：你就是会打篮球的那一个？我回答：我正是那一个。他又问：你愿意当兵吗？我说：我愿意。他说：好。明天一早就走。我说：好。明天一早就走。恰是那天下午，我所爱的姑娘从北京探亲回来，我庆幸终于能在行前见到她，但我们还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单独在一起话别。第二天早上，她没有来送我，因为那会是一个困难的告别。我再见到她，时间已经又过去八年。
一个诗人这样总结那个时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另一个则说：“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托住那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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