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简述·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5)

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是皇帝的私人卫队。其下有镇抚司，专治刑狱，可以直接取诏行事，不必经过外廷法司的手续（王世贞《锦衣志》）。锦衣卫的主要职务是“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专替皇帝侦察不忠于帝室的和叛逆者，其权力在外廷法司之上。洪武二十年（1387）曾一度取消锦衣卫的典诏狱权。到了成祖由庶子篡逆得位，自知人心不附，兼之内外大臣都是惠帝的旧臣，深恐惠帝未死，诸臣或有复国的企图，于是重复锦衣卫的职权，使之活动，以为钳制臣民之计。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个最高侦察机关叫东厂。因为在起兵时得了惠帝左右宦官的力量，深信宦官的忠心，付以“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的职权。以后虽时革时复，名义也有时更换（如西厂、外厂、内行厂之类），但其职权及地位则愈来愈高，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和任意刑讯处死的权力。

靖难兵起时宦官狗儿、郑和等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加委任。有派作使臣的如永乐元年（1402）遣内官监李兴出使暹罗（《明史》卷三四〇《宦官传序》），马彬出使爪哇诸国。三年遣太监郑和出使西洋（《明史》卷二《成祖本纪》二）。有派作大将的，如永乐三年之使中官山寿帅兵出云州觇敌（同上）。又因各地镇守大将多为惠帝旧臣，特派宦官出镇和监军，使之伺察，永乐元年命内臣出镇及监京营军（同上）。出镇的例如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监军的如王安之监都督谭青军（《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传序》）。由是司法权和兵权都慢慢地落在宦官手中。宣德以后，人主多不亲政事，内阁的政权也渐渐地转到内廷司礼监手中去了。在外则各地镇守太监成为地方最高长官，积重难返，形成一种畸形的阉人政治。英宗时的王振、曹吉祥，宪宗时的汪直、梁芳，武宗时的刘瑾，神宗时的陈增、高淮，熹宗时的魏忠贤，思宗时的曹化淳、高起潜，莫不窃弄政柄，祸国殃民，举凡军事、外交、内政、财政、司法一切国家大政，都由宦官主持，甚至阁臣之用黜都以宦官的好恶为定。他们只图私人生活的享乐，极力搜括掊敛，榨取民众的血汗，诱导皇帝穷奢极欲，大兴土木祷祠，对外则好大喜功，生衅外族，驯至民穷财尽，叛乱四起。外廷的士大夫与之相抗的都被诛杀、放逐，由此朝廷分为两党，一派附和宦官，希图富贵，甘为鹰犬；一派则极力攻击，欲将政权夺回内阁，建设清明的政府。阉人和士人两派势力互为消长，此仆彼兴，一直闹到亡国。

廷杖也是祖制的一种，太祖时曾杖死工部尚书薛祥（《明史》卷一三八《薛祥传》），鞭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以后一直沿用，正德十四年（1519）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1524）群臣争大礼，廷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内外大臣一拂宦官或皇帝之意，即时廷杖，由锦衣卫执行，打而不死者或遣戍边地，或降官，或仍旧衣冠办事。宣宗时又创立枷之刑，国子祭酒李时勉至荷枷国子监前（《明史》卷一六三《李时勉传》）。直到熹宗时魏忠贤杖死万燝，大学士叶向高以为言，忠贤乃罢廷杖，把所要杀的人都下镇抚司狱，用酷刑害死，算是代替了这一祖制。

锦衣卫、东、西厂和廷杖制原都是为镇压反对势力，故意造成恐怖空气，使臣民慑于淫威不敢反侧的临时设施。一经施用，大小臣民都揣揣苟延，不知命在何日。太祖时朝官得生还田里，便为大幸（《明史》卷一三八《杨靖传》附《严德珉传》，卷二八五《孙蕡传》）。皇帝的威权由之达于顶点。这三位一体的恐怖制度使专制政体的虐焰高得无可再高，列朝的君主也有明知这制度的残酷不合理，但是第一为着维系个人的威权，第二因为这是祖制，所以因仍不废。英宗以来的君主多高拱深宫，宦官用事，利用这制度来树威擅权，排斥异己，虽然经过若干次士大夫的抗议，终归无效。一直到亡国才自然消灭，竟和明运相终始。

六　迁都北京

成祖以边藩篡逆得位，深恐其他藩王也学他的办法再来一次靖难，即位之后，也采用惠帝的削藩政策，以次收诸藩兵权，非惟不使干预政事，且设立种种苛禁以约束之。建文四年（1402）徙谷王于长沙，永乐元年徙宁王于南昌，以大宁地界从靖难有功之朵颜、福余、泰宁三卫，以偿前劳[8]。削代王、岷王护卫。四年削齐王护卫，废为庶人。十年削辽王护卫（辽王已于建文元年徙荆州）。十五年谷王以谋反废。十八年周王献三护卫。尽削诸王之权，于护卫损之又损，必使其力不足与一镇抗（万言《管邨文钞内编》二《诸王世表序》）。到宣宗时汉王高煦，武宗时安化王寘、宁王宸濠果然援例造反，遂更设为厉禁，诸王行动不得自由，即出城省墓亦须奏请。二王不得相见（《明史》卷一二〇《诸王传赞》；卷一一九《襄王传》）。受封后即不得入朝（《明史》卷一一九《崇王传》）。甚至在国家危急时，出兵勤王亦所不许（《明史》卷一一八《韩王传》《唐王传》）。只能衣租食税，凭着王的位号在地方上作威福，肆害官民（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分封宗藩之制》）。王以下的宗人生则请名，长则请婚于朝，禄之终身，丧葬予费（《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许其别营生计，“不农不仕，吸民膏髓”（《明史》卷二一四《靳学颜传》）。生齿日藩，国力不给，世宗时御史林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