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浴女（第一章 婚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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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在早春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外省的阳光和首都的一样，都让人觉得珍贵。这个季节写字楼、公寓和居民住宅的暖气已经停了，白天，室内比户外要明凉许多。这个季节尹小跳的骨头和肉常常有些酸疼，当她走在街上，大腿的肌肉会突然一下子发酸；左脚域者右脚）的小脚趾，里边那些纤细的小关节也会一阵阵曲里拐弯儿针刺样地疼。这有点儿难受，却是一种好受的难受。那疼也是小打小闹，咿咿呀呀撒娇似的，像被太阳晒开了的一种半醉的呻吟。在她的头顶，路边的小叶杨也绿了，绿得还嫩，轻烟一般在浅色楼群的腰间缭绕。一座城市就显出了它的柔软，还有不安。

　　尹小跳坐在外省的出租车上，摇下车窗玻璃把头探出去，像要试试外面的温度，又仿佛要让普天下的阳光全部照耀在她那颗剪着短发的脑袋上。她这种探头车外的姿态看上去有点儿野，再过分一点儿就是粗鲁了。可是尹小跳并不过分，从小她对各种姿态的把握就有一种无师自通的分寸感。

　　所以此刻她的探头车外仅仅是有一点儿野和一点儿优雅。那时落下的玻璃正挤住她的下巴颏儿，宛若雪亮的刀锋正要抹她的脖子，还使她有种头在铡刀下的感觉。这是一幅血淋淋的过瘾景象，带点儿凛然不屈的自虐性质，是童年时代刘胡兰的故事留给尹小跳水远的纪念。每当她想起国民党匪帮用铡刀把十五岁的刘胡兰给铡了，她的喉咙就会”咕噜咕噜“响个不停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惊惧，又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快感。那时她就总问自己：为什么最吓人的东西也会是最诱人的东西呢？那时她分辨不清她是因为渴望成为英雄而幻想去躺在铡刀下还是越怕躺在铡刀下就越想躺在铡刀卜。

　　她分辨不清。

　　出租车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跑着，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其实真没什么两样。尹小跳想。

　　不过，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到底是两样的，尹小跳又想。

　　此时此刻，就在外省省会福安市，就在这个距北京仅二百公里的城市，阳光里的尘埃和纤维，阳光下人的表情和物体的形状，不知怎么和首都总有那么点儿不一样。遇到红灯时，尹小跳便开始打量那些被红灯拦住静止下来的骑自行车的人。一个穿着黑色松糕鞋和一身窄瘦黑衣服的女孩子体态匀称、面容姣好，染着金黄的发梢儿，使她想起她在特拉维夫、纽约和汉城看见的那些喜欢穿黑衣服的少女。世界流行什么，这里也在流行什么。这个外省黑衣少女，她叉腿坐在白色跑个车座上，一边焦急地扬起手腕看表，一边吐痰。她看一看表，吐一口痰；吐一口痰，又看一看表。尹小跳猜测她肯定有急事，时间对她是多么重要。不过她为什么要吐痰呢？既然她有手表。既然她有手表，就用不着吐痰。既然她吐痰，就用不着有手表。既然她已经学会了让时间控制她的生活，她就应该学会控制痰。既然她有手表，就不应该有痰。既然她吐了痰，就不应该有手表。既然她有表，就万不该有痰。既然她有痰，就万不该有表。既然表……既然痰……既然痰……既然表……既然、既然……红灯早已变了绿灯，黑衣女孩子早把自己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尹小跳还纠缠在手表和痰里没完没了。她这种看上去特别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缠，让人觉得她简直就要对着大街放声喝斥了，可她这种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缠却又似乎不是真的义愤。假设她强令自己把刚才那”既然有表就不该有痰“的句于颠来倒去再默念15遍，她一定会觉得结果是茫然不知其意义。那么，她这种纠缠的确不足真的义愤，一点与己无关的喋喋不休的尖刻罢了，这原本就是一个手表和痰并存的时代，尤其在外省。

　　尹小跳从车窗外收回了她的脑袋。车内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支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找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这是当地音乐台的一个有奖竞猜节目，主持人请听众猜出歌名和演唱此歌的演员，猜中者可得到一套佳宝牌SOD护肤品。不断有听众打进电话，操着福安味儿的普通话把歌名和歌唱者猜来猜去，却没有一个人猜得对。毕竟，这歌和唱这歌的老演员对于现在的听众是太陌生了。陌生到连音乐台的主持人都觉出了尴尬。尹小跳知道这首老歌的名字，也听出了那演唱它的人是谁，这使她无形中似乎也加人了这个有奖竞猜，虽然她压根儿就没打算给这条热线打过去一个电话。她只是下意识地在心里把这首老歌唱了许多遍——单唱那最后一句：“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二十多年以前，她和她的同学一起唱这首歌时，就最爱唱最后那个“巴扎嘿！”这是一首西藏翻身农奴歌颂毛泽东的歌儿，显然那“巴扎嘿”不是一句汉语。就为了它不是汉语，当年的尹小跳才会那么起劲儿地重复它吧，带着那么点儿不明根由的解放感，像念经，又像耍贫。因为想到了耍贫，尹小跳才强迫自己在心里停止对“巴扎嘿”的重复。她回到了现在，回到了外省省会福安市的出租车上。音乐台的节目已经停上，安静的出租车座位上铺着一块不太干净的棉线割花垫子，像从前北方农村姑娘手绣的鞋垫。这使尹小跳每逢坐进这样的出租车，总有一种坐在炕上的感觉。这就是外省了，她感叹着。虽然她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她还是习惯性地把这里的一切和首都相比。无论从心理距离还是从地理距离，北京离她都是那么近，一直那么近。这似乎和她生在首都她是北京人有关，不过在多数时间里，她并不觉得她是北京人，她也不觉得她是外省人是福安人。她觉得她哪里的人也不是，她经常有点儿赌气又有点兴灾乐祸地这么想。她好像故意要使自己无所归属，仿佛只有无所归属才可能让她自由而又自在地高于眼前的城市，让她镇静地、不事矫情地面对所有的城巾和生活。而当她想到镇静这个词的时候，她才明白坐在出租车里的她也许不是那么镇静的，她大概要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