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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吃饭(2)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五四运动,带来了一连串的变化,中华民国在一颠一拐的走着之字 路,走向现代化了。我们有了知识阶级,也有了劳动阶级,有了索薪,也有了罢工,这些都 在要求“有饭大家吃”。知识阶级改变了士人的面目,劳动阶级改变了小民的面目,他们开 始了集体的行动;他们不能再安贫乐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们认出了吃饭是天赋人 权,公开的要饭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够吃够喝,甚至于只要有吃有喝。然而这还只是刚起 头。到了这次世界大战当中,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项是“免于匮乏的自由”。 “匮乏”自然以没饭吃为首,人们至少该有免于没饭吃的自由。这就加强了人民的吃饭权, 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饭的要求;这也是“有饭大家吃”,但是着眼在平民,在全民,意义大不 同了。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 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饱甚至没饭吃,什么礼义什么文化都说不上。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 饭权也会起来行动了,知道了吃饭权的,更怎么能够不起来行动,要求这种“免于匮乏的自 由”呢?于是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 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这其实比闷在心里糊涂的骚动好得 多;这是集体的要求,集体是有组织的,有组织就不容易大乱了。可是有组织也不容易散; 人情加上人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
    1947年6月21日作。
    (原载1947年7月6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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