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从山峦到海洋（跋））

　　　　——《额尔古纳河右岸》跋

　　　　一部作品的诞生，就像一棵树的生长一样，是需要机缘的。

　　　　首先，它必须拥有种子，种子是万物之母。其次，它缺少不了泥土，有谁见过可以在空中发芽的种子？还有，它不能没有阳光的照拂、雨露的滋润以及清风的抚慰。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出现，是先有了泥土，然后才有了种子的。那片春天时会因解冻而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时堆积着缤纷落叶、冬天时白雪茫茫的土地，对我来说是那么地熟悉——我就是在那片土地出生和长大的。少年时进山拉烧柴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在粗壮的大树上发现怪异的头像。父亲对我说，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伦春人雕刻上去的。我知道他们是生活在我们山镇周围的少数民族。他们住在夜晚时可以看见星星的撮罗子里，夏天乘桦皮船在河上捕鱼，冬天穿着皮大哈（兽皮短大衣）和狍皮靴子在山中打猎。他们喜欢骑马，喜欢喝酒，喜欢歌唱。在那片辽阔而又寒冷的土地上，人口稀少的他们就像流淌在深山中的一股清泉，是那么地充满活力，同时又是那么地寂寞。

　　　　我曾以为，我所看到的那些众多的林业工人、那些伐木者才是那片土地的主人，而那些穿着兽皮衣服的少数民族则是天外来客。后来我才知道，当汉族人还没有来到大兴安岭的时候，他们就繁衍生息在那片冻土上了。

　　　　那片被世人称为“绿色宝库”的土地在没有被开发前，森林是茂密的、动物是繁多的。那时的公路很少，铁路也没有出现。山林中的小路，大都是过着游猎生活的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开辟出来的。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开发开始后，大批的林业工人进驻山林，运材路一条连着一条出现，铁路也修起来了。在公路和铁路上，每天呼啸而过的都是开向山外的运材汽车和火车。伐木声取代了鸟鸣，炊烟取代了云朵。其实开发是没有过错的，上帝把人抛在凡尘，不就是让他们从大自然中寻找生存的答案吗？问题是，上帝让我们寻求的是和谐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坏性的生存。

　　　　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伐木声始终没有止息。持续的开发和某些不负责任的挥霍行径，使那片原始森林出现了苍老、退化的迹象。沙尘暴像幽灵一样闪现在新世纪的曙光中。稀疏的林木和锐减的动物，终于使我们觉醒了：我们对大自然索取得太多了！

　　　　受害最大的，是生活在山林中的游猎民族，具体点说，就是那被我们称为最后一个游猎民族的、以放养驯鹿为生的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

　　　　有关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我们从前两年的报道中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当很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伟大时刻的时候，我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朋友艾真寄来一份报纸，有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的一篇文章，写她如何带着绚丽的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艾真在报纸上附言：迟子，写吧，只有你能写！她对我的生活和创作非常了解，这种期待和信任令我无比地温暖和感动，我马上给她打了电话，对她说，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也做了一些资料，但我想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写。

　　　　我其实是在等待下山定居的人的消息。我预感到，一条艰难而又自然的回归之路，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2004年5月，我在澳大利亚访问了一个月。有一周的时间，我是在澳洲土著人聚集的达尔文市度过的。达尔文是个清幽的海滨小城，每天吃过早饭，我会带着一本书，到海滨公园坐上一两个小时，享受着清凉的海风。在海滨公园里，我相遇最多的就是那些四肢枯细、肚子微腆、肤色黝黑的土著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坐在草地上饮酒歌唱。那低沉的歌声就像盘旋着的海鸥一样，在喧嚣的海涛声中若隐若现。当地人说，澳洲政府对土著人实行了多项优惠政策，他们有特殊的生活补贴，但他们进城以后，把那些钱都挥霍到酒馆和赌场中了。他们仍然时常回到山林的部落中，过着割舍不下的老日子。我在达尔文的街头，看见的土著人不是坐在骄阳下的公交车站的长椅上打盹，就是在商业区的街道上席地而坐，在画布上描画他们部落的图腾以换取微薄的收入。更有甚者，他们有的倚靠在店铺的门窗前，向往来的游人伸出乞讨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