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向左，深圳往右（第十九章）

    “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看深圳这城市？”刘元想了差不多有一分钟，拳头拄着下巴，对着摄像机慢条斯理地说：“深圳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因为它坚硬的墙、冷漠的心，以及脆弱的生活。”

    “脆弱的生活？”是的，脆弱的生活。

    再也没有坚不可摧的爱情，山盟海誓太容易被击溃，再坚固的感情也敌不过无处不在的诱惑。如果你是个漂亮姑娘，嫁人一定要嫁有钱人，既然结局同样是被抛弃，苦苦坚守的青春只换得一纸休书，又何必让你的美貌委身贫穷；如果你是英俊的小伙子，请记住今日的耻辱：你的爱情永远敌不过金钱的勾引，你万般哭诉，百般哀求，你的漂亮女友还是要投身有钱人的怀抱。所以，让仇恨带着你去赚钱吧，等你发了财，就可以勾引别人的漂亮女友了。

    再也没有同生共死的友谊，如果出卖你能发财，没有一个人会舍钱而要你。酒酣耳热时的好兄弟，信誓旦旦的真朋友，都是你潦倒时的陌路人。1999年10月1日深夜，有个21岁的江西姑娘服毒自杀，死前曾给二十几个人打过电话，那些人中有她的老乡、同学、曾经的男朋友，还有一个是她的堂哥。那天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深圳街头礼花绚烂、彩旗飘扬，人人喜笑颜开，那姑娘在一片欢呼声中黯然死去，死前留下一纸遗书，感慨人世悲凉，说至死都没人挽留她，“没有一个人爱我，没有一个人关心我。”

    “没有人关心你，所以你也不需要关心别人，”刘元慢条斯理地说，“在这个城市，钱比老婆重要，一张暂住证胜过所有的朋友。”

    刘元在鹤堂公司工作了四年多，工资一涨再涨，到1998年7月份，月收入已经超过了12000元，虽然没法跟欧美公司的高级职员比，但勉强也可以冒充打工贵族了。那时的刘元一副白领派头，上武装到牙齿，下武装到内裤，一身都是梦特娇，一双鞋值1000多，连袜子都是名牌，每次出门办事，腋下总夹着一个黑乎乎的皮包，看起来粗不愣登的，却是正儿八经的Polo，在西武百货打完折都要4000多。

    同来深圳的三个人里，肖然成了千万富翁，住别墅开奔驰；陈启明账户上也有几百万，住豪宅开本田，只有他还是个穷光蛋。刘元一想起这些来就忍不住郁闷，眼中冒火，心里生烟，想肖然懂个屁的管理，陈启明懂个屁的投资，但他们说发财就发了财，自己枉有一身本领，却只能苦巴巴地捱日子，真是气死个人。人不能总是昂着头，往下看看，他混得其实也不算太差，他有个部下叫王志刚，北京大学的硕士，比他早来公司一年，干了这么久，工资连他的一半都不到；小师弟张涛就更惨，在深圳混了半年，破产了一次又一次，所有能借钱的地方都借到了，最后跟刘元乞讨了400元，灰溜溜地回了家。过了几个月又卷土重来，发誓不混出个人样来死也不走，但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份固定工作，隔三岔五来找刘元融资。刘元施舍了两次，一次300，一次200，虽然明知道这钱是打狗的肉包子，却也不好意思拒绝。谁知张涛借钱上瘾，一而再，再而三地登门，用刘元的话说就是“逼着我不讲义气”，只好老着脸皮拒绝。张涛大和尚化缘不成，凄凄惨惨地下了楼，一边走一边呜咽不止，刘元看在眼里，酸在心头，不过想想也是没办法，谁又能照顾谁一辈子呢？

    刘元的房子还没装修，也没什么家具，空荡荡的。公司名义上把这房子赏给了他，但产权证却一直扣着，说是要再服务三年。日本鬼子的公司注重亲和力，讲究终身雇佣，不过花招也不少，有那套房子钓着，他即使想走也走不了。1998年的刘某人在深广管理界颇为有名，经常参加各种形式的管理沙龙，有时候还当演讲嘉宾，一谈起他的“责任——程序——标准”的管理模型，台下总是一片赞叹。几家猎头公司都找过他，说你跳槽吧，保证工资比现在高得多。刘元听了只有苦笑，感觉像条咬了钩的鱼，想挣又挣不脱，房子，唉，房子，在城市里生活，还有什么是比它更大的鱼饵？刘元已经厌倦了搬来搬去的生活，找房子、看房子，向中介赔笑，对保安作揖，然后搬着那堆破破烂烂的家具走上大街，谁看你都跟看叫花子一样，想想都要脸红。

    跟赵捷约会了两次，也上过床了，但刘元一直没找到恋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