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能说的游戏》——希望父母都能看这部电影(2)

　　而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很多性侵或者猥亵事件中的加害者很有可能是受害者的熟人，甚至亲人，一旦受害者将自己的受害经历公之于众，受害者可能即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压力。而时过境迁，取证的难度也会大大加大。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受害者往往会隐藏以往的受伤经历，假装侵害不曾发生，甚至不惜扭曲自己的记忆。

　　而“说出来”则恰恰让受害者能够直面这种伤害，看见自己的脆弱之处，不再逃避自己是受害者这一事实。就像电影中的奥黛特，她在8岁受到侵害之后，从未从这种侵害中走出来。即便长大之后，有了真正的亲密关系，她也无法真正经营好这种关系。她也敏锐地发现了自己处于这种应激的反应中，她终于踏出了第一步，去向外界寻求帮助，向心理咨询师吐露自己的真实经历。心理上溃烂的伤口需要专业的医生。奥黛特主动踏上了心理疗愈的过程。而这份“主动”至关重要。心理障碍并不是如同普通的生理疾病，将症状告诉医生，医生便能保证药到病除（而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绝症）。这种心理疗愈的前提便是，患者需要有强烈的欲望，想从异常的心理状态中，摆脱出来。而奥黛特是拥有这种强烈的欲望，于是她踏出了自救的第一步。

　　但如同前文所说，很多受害者并没有敢于“说出来”的勇气，这种“说出来”的后果也并非每个人能承受。但是如果你是受害者，你也依然需要一个出口“说出来”。你可以写日记，可以将自己的经历匿名与他人分享。方式不一而足，但是关键是“说出来”，明白自己的遭遇是什么，能够将自己的受的伤害进行定义。这一步至关重要。

　　导演安德丽便是将自己的经历通过电影的形式“说出来”，终于突破了当年加害者加诸在她身上的“诅咒”——“不能说”。因为突破当年的“诅咒”，安德丽才真正从这段伤痛中走出来，即便伤口愈合之后，还是留下了疤痕，但是只有这样，伤痛才真正成了一段过往，而不再是一段现在进行时的痛苦。

　　我并没有找到安德丽本人经历的资料，我并不知道现实中的她是否真的将当年的加害者告上法庭。就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一样，她们都将自己曾经的经历以一种作品化的方式“说出来”。但不同的是林奕含最终还是选择了和这个世界说了再见。这也许可以从两人的作品的结局看出她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安德丽还依然活跃在电影界，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继续活了下去。她在电影中给了奥黛特一个圆满的结局将自己曾经受到的伤害告知了父母，并且联合曾经的受害者将当年的加害者告上法庭。但是林奕含小说中的房思琪却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局，那个女孩为了让自己自洽，将加害者当成了爱人，最终走入了极致的疯狂。而现实中房思琪的原型——林奕含，她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最终走向了极端。

　　所以即便“说了出来”，这也只是受到侵害的人们走出阴霾的第一步，接下来的路，也并不好走。而到底该如何彻底走出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总有人无法走出阴霾，最终走向没有尽头的黑暗中。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的解法真的非常残忍。即便说了出来，曾经的伤痛也无法消弭，撕开伤口，吸引的更多是猎奇者，拿受害者们的伤痛作为谈资。但是不说出来，这个伤口永远藏在心底，隐隐作痛，有些痛苦不去说，并不是不存在，这种痛苦就像身上的顽疾，将受害者们时常置于恐怖的境地。走出这种伤痛的人，被称为幸存者，而走不出阴霾的人，只能在黑夜中沉默不语，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所以我更觉得《不能说的游戏》这部电影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它在这部电影中展示出了一种答案。在奥黛特说出来后，她将自己的伤痛感传达给自己的父母。在露出曾经的伤口之后，她依然还有父亲支持她，还有爱人愿意拥抱她。即便她的母亲不愿意承担这种压力，将污水泼向女儿这个受害者，但她的母亲还是陪她去了警察局报了警。最让人欣慰的是，当年那个加害者终于不能在黑暗中隐去行迹，他在加害者们的努力之下，坐在了被告人的位置。更多的受害者不再在黑夜中独自舔舐自己的伤口。受伤的人们不应该存在与漫漫长夜中，而是可以站在阳光下，去勇敢地继续生活下去。

　　这是这部电影展示的最光明，也最有希望的一种答案。它在告诉所有性侵受害者，性侵不是她们、他们的错，错的是加害者，那些利用权力为所欲做龌龊事情的人。如果她们、他们将自己的受害经历说出来，把加害者绳之以法，更多的潜在受害者就能不在忍受这些非人的痛苦。

　　但是这确实也是一个美好的希望。而我们也不能将所有的希望都加诸在个人的自救上。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我们也许要做的应该更多，每个人都应该来积极参与，构筑一个更加美好、友善的社会。让受害者能够在力量不够的时候，能够寻求到外界的帮助。这件事情不应该仅仅是政府、国家的任务。构筑一个更加有力量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出力，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那个潜在的受害者。

　　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