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价值与“类上帝”形象【十诫观后感】(2)

　　回归电影文本，作为孩童的帕维乌对周遭事物充满好奇，尤其是父亲的计算机。他热衷于向父亲提问，而后将这些问题的相关数据输入到计算机中，等待其给出的回复，待到计算机回馈后，帕维乌感叹“不可思议”。试想，那屏幕前急切等待答案的“天真”面庞，不正代表着被人工智能“奴役”的我们吗？也许有反驳之言，称其每日接触人工智能设备的时间相对较短且区间固定，但此技术之所以合理存在且持续更新，也是因其自身有千百种诱导人类的方式，无论碎片式还是沉浸式。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影片提供给观众的是反观科技进步的“窗口”，意在引导痴迷于科技“教条”的群体学会寻求人类的价值，更多地去开掘自身的潜能，即便它“更高、更快、更强”。

　　基耶斯洛夫斯基赋予自己“悲观主义者”头衔，却额外在意“回家”这个概念。他在访谈录中表示，欧洲人历来重视家乡，“回家是我们历史、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价值观……各个时代的文学、戏剧和艺术常以《奥德赛》为主题将家构成一整套价值观”。根据导演的讲述，《十诫》诞生于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下的波兰，试图解释的是戒严期间政治不回答的问题，而这一切行动的根源都来自于国家“一切事情都不顾我们、超越我们地进行着”的现状。国家发展尚且如此，科技又何尝不是？这些看似宏大的词汇，在时代的洪流中由战争时期的命题化作某种抽象的概念，以一种普通人看不见、摸不到的形式悄然完善。即便这一切在银幕上的书写极为艰难，基耶斯洛夫斯基仍然相信艰苦的生活会博得海外市场的关注，因为观众的生活明确存在着多种不愉快之事，这就是《十诫》的“流量”。

　　“电影的亢奋性一如战士的亢奋性，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磨难之上”。电影展现的苦闷生活增进了艺术对观众的亲和力，它的精神内核就像我们亟需与科技保持的“社交距离”同样精妙。

　　“十诫”要求“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敬其他神”，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中，“审判”似乎无处不在。然而，面对灰暗世界，基耶斯洛夫斯基又留存自己的悲悯之心。在影片中的主角从事不法勾当或走向灭亡前，导演通常会让一名“类上帝”般的角色出现在其面前，劝导或提醒切莫继续向深渊滑落。该类形象有如希区柯克客串自己的电影，不经意地促成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作者风格般的影像。

　　《第五诫之杀人短片》（后称《短片》）就是一个范例。雅采克谋杀出租车司机前，一名测绘员模样的人停在主角乘坐的出租车前，两人相视一段时间后，测绘员模样的男人对着车里的男主微微摇头，仿佛在告诉他“不要杀人”，而后便任由其走掉。之后，倒车镜中雅采克的眼神似乎多了些许犹豫的意味，但当出租车司机也在倒车镜中和蔼地与他对视了一眼后，雅采克便将身体往驾驶室后的位置挪动了一截。这段镜头不仅交代了“类上帝”形象的再次现身，还颇为详细地展现了雅采克复杂的内心活动。起初，面对“类上帝”的雅采克心存疑虑，在内心揣测测绘员模样的男人；而后，雅采克的情绪宛若“冰火交融”，对自己接下来的行动摇摆不定；与司机对视后，雅采克露出犹如打量仇家（或无价值人）般的眼神，意志也随着拒绝眼神交流的动作变得更为坚毅。

　　从法律意义上讲，雅采克的杀人行为并无具体动机；从伦理角度上看，雅采克是单纯地想要打破“戒律”。因此，《短片》实实在在地被赋予了纯粹的“短片”之义，即一部关于杀人的短片，而其背后的种种逻辑，均由导演悉数掩埋。雅采克从事谋杀是否合理？《短片》中报考律师的皮奥特同样没有给出解释，而认为“每一次询问所做是否合理，疑问也随之倍增”，有趣的是，这位在考场上反诘“威慑性刑罚”的人顺利通过了考试并成为律师。这似乎真实应证了那句“规定是死，人是活”的俗语。

　　基耶斯洛夫斯基表示《十诫》诞生于不信任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在当今时代仍在延续。美国北肯特大学（Beykent University）学者巴里斯·亚历克斯·埃金西（Barış Tolga Ekinci）在其关于灾难电影的文章中写道，“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加快了灾难的诞生”，而这些由不信任产生的外交问题逐渐衍生出社交问题，从而涌现相关电影作品。至此，观众可以推测雅采克杀人的动机的确是出于对社会的不信任感，这也与他那如“反社会人格”般的眼神不谋而合。然而，这种不信任存在于电影中的方方面面，答应拉客的出租车司机私自跑掉、雅采克询问照相馆店主照片是否会因加工而遗失、吉卜赛女郎在拉单无果后对雅采克恶言相向……《短片》的世界冷峻漠然，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极简，甚至没有具体的情感态度，人们犹如“机械”般活着。这也是雅采克感到杀人困难的主要原因，《短片》所传达的仿佛是世界造成了雅采克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