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卷百二十七 列传三百十四(8)

　　刘永福者，广西上恩州人。咸丰间广西乱，永福率三百人出镇南关。时粤人何均昌据保胜，永福逐而去之，遂据保胜，所部旗皆黑色，号“黑旗军”。永福既立功，越南授三省提督职，时时自备饷械剿匪，而黄佐炎皆匿不上闻，越臣亦多忌之，永福积怨於佐炎。佐炎为越南驸马，以大学士督师，督抚均受节制。冯子材为广西提督时，佐炎以事来见，子材坐将台，令以三跪九叩见，佐炎衔之次骨。越难已深，国王阮福时愤极决战，责令佐炎督永福出师，六调不至。法军忌永福，故越王始终倚任之。

　　先是，刘长佑命藩司唐炯率旧部屯保胜，曾国荃至粤，命提督黄得胜统兵防钦州，提督吴全美率兵轮八艘防北海，广西防军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相继出关，所谓三省合规北圻也。时法人要中国会议越事，谕滇、粤筹画备议。法使宝海至天津，命北洋大臣会商越南通商分界事宜。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请赴越南招抚刘永福，帝命发云南岑毓英差遣。九年正月，景崧乃假道越南入滇，先至粤谒曾国荃，韪其议，资之入越。见永福，为陈三策，言：“越为法逼，亡在旦夕，诚因保胜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义，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助之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此下策也。”永福曰：“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

　　三月，法军破南定。帝谕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出关会商，黄桂兰、赵沃筹防。李鸿章丁忧，夺情回北洋大臣任，鸿章恳辞。至是，命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粤、滇、桂三省防军均归节制。鸿章奏拟赴上海统筹全局。法使宝海在天津议约久不协，奉调回国，以参赞谢满禄代理。刘永福与法人战於河内之纸桥，大破法军，阵斩法将李成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营效用，并陈永福战绩。帝促李鸿章回北洋大臣任，并询法使脱利古至沪状，令鸿章定期会议。脱利古询鸿章：“是否助越？”鸿章仍以边界、剿匪为辞，而法兵已转攻顺化国都，迫其议约。鸿章与法新使德理议不就，法兵声言犯粤，广东戒严。总署致法使书，言：“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今法人侵陵无已，岂能蔑视？倘竟侵我军驻紥之地，惟有决战，不能坐视。”帝谕徐延旭饬刘永福相机规复河内，法军如犯北宁，即令接战。命滇督增兵防边，唐蜅迅赴前敌备战，并济永福军饷。旋命岑毓英出关督师。

　　法兵破越之山西省，粤势愈急，以彭玉麟为钦差大臣督粤师。彭玉麟奏：“法人逼越南立约，欲中国不预红河南界之地，及许在云南蒙自县通商，显系图我滇疆，冀专五金之利。不特滇、粤边境不能解严，即广东、天津，亦须严备。”时越南王阮福时薨，无子，以堂弟嗣。法人乘越新丧，以兵轮攻顺化海口，入据都城。越南嗣君在位一月，辅政阮说启太妃废之，改立阮福升。至是乞降於法，立约二十七条，其第一条即言中国不得干预越南事，此外政权、利权均归法人，逼王谕诸将退兵，重在逐刘永福也。

　　滇抚唐炯屡促永福退兵，永福欲退驻保胜，黑旗将士皆愤怒。副将黄守忠言：“公可退保胜，请以全军相付，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永福遂不复言退。徐延旭奏言：“越人仓卒议和，有谓因故君未葬权顾目前者，有谓因废立之嫌，廷臣植党构祸者。迭接越臣黄佐炎等钞寄和约，越诚无以保社稷，中国又何以固藩篱？越臣辄以俟葬故君即行翻案为词，请无撤兵。刘永福仍驻守山西，嗣王阮福升嗣位，具禀告哀，并恳准其遣使诣阙乞封。越国人心涣散，能否自立，尚未可知。”并将法越和约二十七款及越臣黄佐炎来禀录送军机处。

　　两江总督左宗棠请饬前藩司王德榜募勇赴桂边扼紥。十一月，法人破兴安省，拘巡抚、布政、按察至河内枪毙之。进攻山西，破之，刘团溃，永福退守兴化城。十二月，嗣王阮福升暴卒，或云畏法逼自裁，国人立前王阮福时第三继子为王，辅政阮说之子也。徐延旭奏报山西失守，北宁断无他虞，帝责其夸张。十年，唐景崧在保胜上枢府书，言：“滇、桂两军偶通文报，为日甚迟，声势实不易连络。越南半载之内，三易嗣君，臣庶皇皇，类於无主。欲培其根本以靖乱源，莫如遣师直入顺化，扶翼其君，以定人心而清匪党，敌焰庶几稍戢，军事亦易於措手。若不为藩服计，北圻沿边各省，我不妨直取，以免坐失外人。否则首鼠两端，未有不归於败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