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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雀群(二、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2)



    那天派小哈来找我的领导,就是那位年轻的宋镇长。领导传唤,我自不能怠慢,赶紧扔了抬把子,弯腰去抓一大把雪,使劲搓净手上的煤屑,慌慌地上那土楼里去了。

    我们这幢土木结构的办公楼,说是“楼”,其实一共只有两层。但当年那也是哈拉努里镇上惟一的“楼”了。镇长办公室在二楼尽东头。我敲开门时,屋里还有别人,好像是从口里来推销什么种子化肥办公用具,或拖拉机零配件的。见进门的是我,宋振和朝门旁一个半人高的大木箱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在那儿坐着等一会儿。

    这小子只比我大四五岁。所以,只要面对他,或者,每每地坐定下来一想起他,我总免不了会有许多的沮丧或忌恨。而让我感到特别沮丧和忌恨的是,即便我铆足了劲儿,再干个三四年,四五年,也绝对干不到他现在这份儿上——原因,很简单,这小子确实比我能干。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干到这份儿上,是因为他有一个当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爹。其实这话说得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他的确有个老资格的爹,当年随大军打过来,后来留下做地方工作,一直干到县的组织部副部长。有这么点“本钱”的他,跟没这点“本钱”的我们相比,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别说搁在“封建”了几千年的中国,就是搁在“民主”了几百年的欧美各国,我想也会是有所不同的。但,他的这点“本钱”,实际上并没帮上他太大的忙。第一,他的老爸只是个“副”部长。人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又说“副官副官,吃饭转圈”。第二,这个“副官”还是“邻县”的。这和在本县当官的效用又差一大截。第三,也是最操蛋的一件事是,当他跟我现在似的,还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政府办事员,特别需要他这位老资格的爹提携帮衬的时候,他这位老爹却病倒了,紧接着就病退了。更操蛋的是,他老爹还不是就地病退,而是一脚就退回几千公里以外的老家去了。特别操蛋的是,还把一家老小全办回去了。原先就只不过是邻县的一个副部长,现在又走了,而且全家都走了,跟这儿完全切断了关系。你想啊,他还能留下多少余威、余势、余荫……来提携和帮衬他这个儿子?当时他老爹就顾虑到了这一点(姜还是老的辣),执意地要把他也一起办回去。老爹说,全家都走了,我肯定也没多少日子能活的了,剩你自己一个人呆在这么个边远地区求发展,会很难的,还是跟家里人一块儿走吧。他死活不走,说老家的羊肉没法吃,说老家的空气太腻歪人(潮湿),说老家的房子太拥挤街道太弯曲地平线太短小天空太低矮,老家的人瞧外来户都斜着眼等等等等,说了一大堆狗屁理由,总之,不走。果然就独自留了下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一步步走上公社团委书记和镇长的位置、包括跟那位哈采英同志确立非同一般的两***等等等等,应该说全靠他自己。正如他老爹临死前给他的评价那样,这小子,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着实不容易啊。我经常在想,假如,也给我这么一个爹,也让我经历他后来经历的这一切,我敢保证自己能干得像他这样见成效吗?我的答复是:不敢。这正是长久以来,每每面对他,我总多多少少会感到一点沮丧,一点自卑,一点忌恨……但又没法不让自己敬佩他的主要原因。

    几分钟后,他匆匆把那俩家伙打发了,又朝其中一位坐过的那把破椅子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上那儿坐着去,那儿能离他近些;然后一边把那俩推销员“顺便”捎来的一点“见面礼”悉数收拾进自己身后的铁皮柜,一边开门见山地告诉我,镇临时党委昨晚黑里连夜召开了个“紧急会议”,一致决定要提拔使用我,调我去冈古拉农场高级中学当校长。“该在你小子底肩膀头上压点儿担子啦,不能让你老那么底悠闲舒坦了。啊?咋样咧?”他锁上铁皮柜柜门,然后回转过身子,让自己那刚开始有一点发福的身子重重地落回到座位上——你想啊,他才比我大多点儿?我瘦得跟麻杆儿似的,他却开始发福了——并端起搪瓷茶缸,啜上一大口浓茶,咕嘟咕嘟地漱了漱嘴,咽下,再掏出一块还不算太脏的手巾,抹去嘴角上那点茶迹,这才斜起眼,很快地瞟了我一眼,微笑起等待我的反应。机关里的人都把他的这绺微笑称作“火狐子般的亲切微笑”,意思是说他“狡猾”,“聪明”,“机灵”,假如要用东北话来说,那就是“贼聪明”“贼机灵”。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兜得转!”但也有人对他的这种机灵精明劲儿,表示过不同看法。比如一位领导过他多年的老同志,就说过这样的话:“这小子咧,但凡能再学得憨厚点儿,肚子里莫长恁些弯弯肠子,那,这会儿,他最起码底,也得在副县长那把交椅上坐着底咧。”这话,许多人都信。官场上也许就是这样,不聪明不行,太聪明了也不行。最好的选择是让自己聪明得非常“憨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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