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列传第九十(7)

　　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红帽禅衣者公然出入宫禁。道家以老子为宗，惟在清净无为，辟谷弃人间事，今张天师纵情姬爱，广置田园，招揽权势，凌烁官府，此江南一大豪霸也。朝廷前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弃俗出家，非有司所宜统摄，而乃恃宠作威，公行贿赂，僧道词讼数倍。民间如奸盗杀人不法事，往往见告。各寺既有讲主、长老，各观既有知观、提举，足任管领之责。随路又滥设僧录司、道隶司，各县皆置僧纲，威仪反为僧、道之蠹，并宜革去。且僧道另设衙门，三代以下所未有。亡金弃人尚鬼，帮置二司与民民鼎立而三，岂谓圣朝踵其弊政。僧道既金免徭税，愚民多出财产托名诡寄，以求避役。驱国家之实利归无用之空门。视民间输税之外，又当里正、主首、和顾、和买，非惟弃本逐末，实且劳逸不均。今后寺观常住税粮，宜准古法，尽令输官。外有白云宗一派，既自别于俗人，又复异于僧道，朝廷不察其伪，特为另立衙门，亦宜革去，以除国蠹，以宽民力。

　　春秋二百二十四年之间，灾变迭出，地震者五。国家自十数年来，凡三见之。以今考古，未有若此之数数也。汉史翼奉言：“地变为阴气太盛，宜疏后党，亲同姓，出后宫，损阴气。”李寻曰：“地震有上中下，上位应后妃，中位应大臣，下位应庶民。宜弱外戚，强本支，崇阳抑阴，以救其咎。”或以言游畋土木，或以言宦官嬖幸，或以言小人党盛，各因时弊而指斥之耳。以今日人事观之，阃仪严肃，女谒不行，如吕韦之专，赵、杨之宠，无有也。后宫列陈，名不盈数。如三千、一万之充满，无有也。秉国爻者，皆色目，汉人未尝一官任舅后之族，如吕、霍、上官之僭奢，无有也。敷奏出纳，非台、省不得与闻，未尝一事出阉寺之口，如恭显鱼程之专擅，无有也。春秋出畋，循行故典，宫墙殿宇，一安旧规，如阿房、复阁之兴，楼船、锦缆之侈，无有也。然则致是变也，既皆非此之故，意当归之执政大臣乎？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末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乃三教是非之所由分也。况达摩面壁九年，维摩不二法门，止为身计，何尝施祸福于人？张道陵远处深山，萨真人一瓢自随，厌与俗接，何曾妄有希求？往年帝师之死，驿取小帝师来代，不过一庸厮耳，举朝郊迎，望风罗拜，荣遇之过，一至如此。昔达摩自南天竺来，梁武帝问曰：“朕造寺、舍经、度生不可胜纪，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此但天人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此语足以解求福田利益者之惑。陈博隐华山，宋太宗召至，使宰相宋琪等问以修养之道，对曰：“炼养有术，纵使白日升天，何益于治？今圣上洞达古今，深究治乱，正君臣合德致治之时，勤行修炼，无以逾此。”斯言可为求神仙者之鉴。唐会昌间，为僧尼耗蠹天下，命并省佛寺，上都、东都各留二寺，上州留一寺，中下州并废。寺分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等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皆勒归俗。通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亩、奴婢十五万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真是快活条贯，宜体此意。

　　今日未尝无边远选，固有准保定夺者矣。但保举之初，忽于立法防奸，选用之后，失于计功核实。如云南甘肃，八番，两江等处统帅、藩臣，一赴阙下，便行保人，以所保之品级，定价值之轻重，多者百锭，少亦三之二。或当时取勇，或先与其半，或立利钱文书呈解到省，官可立得。街市富子每闻一帅臣至，则争先营求，并未尝涉历塞庭、练习边事也。近者两江元帅累保得除者，几及百人，各镇蹈其故辙，公然卖保，遂致边鄙失得才之实，朝廷负滥爵之名，皆诸帅不忠误国之故。

　　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属官。先王受田，使贫富强弱不相过，得以自耕，故天下无甚富、甚贫之民。至成周时其法大备，画地为井，八鸠、五规、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沟洫、畎浍、川涂、轸径，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虽欲贪，并不得也。商鞅用秦，已不复有井田之旧。于是阡陌既开，乃有豪强兼并之患，然犹不明言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为业耳。汉亡，三国并立，兵火之余，人稀土旷。当是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终不在民。以为在官，则无人；以为在民，又无簿籍契券，但随其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唐因而损益之，为法虽善，然令民得卖其口分永业，日渐一日，而公田尽变为私田矣。田既属民，乃欲夺富者之田以与无田之民，祸乱群兴，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去古未远，乃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言甚善而未果行。至哀帝时，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时丁傅用事，董贤隆贵，不便于己，遂寝其议。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为今之计，豪强卒难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准今，宜为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