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二 列传二百九(2)

　　又疏论钞法利病，略曰：“上年初用银钞，虽未畅行，亦未滋累。及腊月行钱钞，至今已发百数十万，为累颇多。向来钞法，唐、宋之飞钱、交子、会子，皆有实以运之。元废银钱不用而专用钞，上下通行，为能以虚运实。明专以虚责民，以实归上，势遂不行。臣元年所奏，皆以实运虚之法。今时势所迫，前法不行，议者虽专於收钞时设法，然京师放多收少，军营有放无收，直省州县有收无放，非有商人运於其间，则皆不行。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能行。”因拟上四事，务在通商情，利转运。奏入，上斥其为商人指使，不关心於国是，命恭亲王奕、定郡王载铨覈议。议上，谓茂荫所论，窒碍难行，严旨切责。寻调兵部。

　　粤匪踞池州、太平，皖南隔绝，茂荫奏请以徽州暂归浙江统辖，上命浙江巡抚黄宗汉体察酌行。初，茂荫疏言：“贼胁良民，驱为前锋。请特降谕旨，自拔来归，均从宽贷。杀贼来献，均加爵赏。”京师久不雨，上命清釐庶狱，减免情节可矜者，茂荫又疏言：“可矜者莫如贼中逃出之难民，各处捕获难民，指为形迹可疑，严讯楚毒。此辈於法不为无罪，於情实有可矜，请敕暂缓定拟。皇上御极以来，屡诏求言，言或无当，奉旨明斥；斥其无当，非禁使不言也，然言者即因以见少。即如诸路偾军失地之将帅，未败之始，其措置乖方，人言藉藉；而无敢为皇上言者，或虑无实据也，或虽有实据而虑查办时化为子虚也，或虑不用而徒招怨也，或谓圣心自有权衡也，是以皆不敢言。至用人进退之际，臣子每不敢尽言，浅者惧干圣怒而见斥，深者惧激上意而难回。皇上披览奏章，纤悉必邀批示，勤亦至矣。臣以为精神贵於不纷，原务其远者大者，舍其近者小者。明主劳於求贤，而逸於任人。今天下人才不足，此诚可忧。虽然，非无才也。如罗泽南，人无不知为将材矣，初不过一贡生耳。湖南一省，既有江忠源兄弟，又有罗泽南诸人，则他省可知。惟贤知贤，惟才爱才，是在圣心之诚求耳。方今武昌未下，江西又复危急，两省之民，向也与贼为仇，今乃竟有从逆者。此中转移之故，宜深思也。列圣仁渐德被，人心断不能忘。然此时不亟维系，使贼得徐出假仁假义以为市，恐民心将为所摇而难挽矣。”奏入，上嘉纳之。

　　八年，病免。十一年，穆宗即位，以茂荫忠直，命俟病痊听候简用。同治元年，上疏陈时政，言：“天象示警，宜廑修省。议政王责任重大，宜专心机务，馀事综其大纲。言官宜加优容。顺天府事繁，府尹石赞清不宜兼部。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司员甫及一年，即得优保，恐各衙门人员皆以营求保送为得计，宜防其渐。”署左副都御史，命偕兵部尚书爱仁往山西按事。授工部侍郎。二年，调吏部。丁继母忧，归。四年，卒於家。

　　宋晋，字锡蕃，江苏溧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年，大考二等，擢中允。二十九年，典河南乡试，因命题错误议处，谕不得更与考试差。咸丰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读学士，迁光禄寺卿。三年，命会办京城团防保甲，署礼部侍郎。四年正月，疏言：“去冬圜丘大祭，適值圣体违和，礼臣以登降繁缛，於亲诣坛位及奠帛后诸仪节，更加酌定，奏请允行，旋以遣亲王恭代而止。惟详稽典礼，祀天钜典，尤为慎重。偶遇服色不宜，兴居未適，有遣代，无议减。现值祈年大祀，伏原皇上饬停新议，仍遵成宪。”五年，迁宗人府丞。

　　六年，疏言：“自江宁失陷，上自九江，下及镇江、瓜洲，寇势水陆相援。现闻向荣兵力不支，情形危急，今即分路赴援，仍恐缓不济事。请饬江督、浙抚，雇用轮船载兵，由圌山关入江，焚攻金、焦贼船。再由仪徵溯浦口，与六合诸军相为犄角，则江宁、镇江对岸之贼，节节防我，必不敢离巢东窜。是不特解江南之急，即江北亦愈宁谧。又闻广东新至红单船二十馀艘，请饬德兴阿、向荣将红单船并归一处，力扼芜湖江面。如能克复芜湖，则拊贼之背，宁国不攻自下。”荐道员缪梓、杨裕深、金安清通达治体，洞悉夷情，请以雇船筹费诸事责成办理。疏上，谕两江总督怡良与向荣、德兴阿酌行。

　　宣宗实录告成，叙劳，擢内阁学士，迭署户、工二部侍郎。八年，授工部侍郎。文宗频岁抱病，未能亲行祀典，十年，晋疏言：“近年郊坛大祀，圣躬以步履失常，偶缓亲行，而於遣恭代外，仍先期躬诣皇乾殿拈香，仰见寅畏深衷。惟每届大祀，皇上於前一日辰巳间躬诣拈香，即在斋宫祇宿。今则先期即如临事，请於前一日寅卯间先行诣殿拈香，然后还宫办事。臣尤原慎摄圣躬，养元气，节峻伐之味，复健行之常，於下届郊祀大典照常亲行。”上嘉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