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列传第六十五(4)

　　国家光有天下绵历四纪，恢拓疆宇，古莫与京。惜乎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功不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也。盖其几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云，奄有河朔，便当创法立制，而不为。既并西域，灭金源，蹂荆襄，国势大张，兵力崛阜，民物稠伙，大有为之时也。苟于是时，正纲纪，立法度，改元建号，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汉唐之举也，而不为。于是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

　　赖社稷之灵，祖宗之福，兵锋所向，无不摧破，穿彻海岳之锐，跨凌宇宙之气，腾掷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慑伏。当太宗皇帝临御之时，耶律楚材为相，定税赋，立制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与排摈，百计攻讦，乘宫闱违豫之祭，恣为矫诬，卒使楚材愤悒以死。既而牵连党与，倚叠缔绝，援进宵人，御之以武，相与割剥天下，而天下被其祸，荼毒宛转，十又余年，生民颙颙，莫不引颌望明君出。

　　先皇帝初践宝位，皆以为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鸠括符玺，督察邮传，遗使四出，究核徭赋，以求民瘼，污吏滥官，黜责殆遍，其愿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旧弊未去，新弊复生，而致治之凡又失也。

　　今陛下统承先王圣谟，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势。自金源以来，纲纪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其绪余土苴，万亿之能一存。若不大为振澡，与天下更始，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发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终于不可为，使天下后世以为无志于天下，历代纲纪典刑至今而尽，前无以贻谋，后无以取法，坏天地之元气，愚生民之耳目，后世之人因以窃笑而非之，痛惜而叹惋也。

　　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粲然，与前代比隆，至今称为贤君，王通修元经即与为正统，是可以为监也。金源氏起东北，小夷部曲数百人，渡鸭绿，取黄龙，便建位号，一用辽、宋制度，收一国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饰王化，号十学士，至世宗与宋定盟，内外无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风俗完厚，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称为贤君。燕都故老语及先皇者，必为流涕，其德泽在人之深如此。是以可以为监也。

　　今有唐之地而加大，有汉唐之民而加多，虽不能便如汉、唐，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以。陛下睿禀仁慈，天锡勇智，喜之冠，崇礼让，爱养中国，有志于为治，而为豪杰所归，生民所望久矣。但断然有为，存典章，立纲纪，以安天下之器，不为苟且一时之计，奋扬乾纲，应天革命，进退黜陟，使各厌伏，天下不劳而治也。今自践祚以来，下明诏，蠲苛烦，立新政，去旧污，登进茂异，举用老成，缘饰以文，附会汉法，敛江上之兵，一视以仁，兼爱两国，莫不思见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余孽，扳附奸邪，更相援引，比周以进。若不辨之于早，犹夫前日也。以有为之姿，据有为之位，乘有为之势，而不为有为之事，与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为。《书》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坚冰”，至《诗曰》：“如彼十雨雪，先集维霰，”《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皆谨之于初，辨之于早也。有有为之志，而不辨奸邪于早，而却之，则铄刚以柔，蔽明以暗，终不能以有为。盖彼奸人易合难去，诱之以甘言，承之以令色，赂之以重宝，便辟迎合，无所不至，不辨之于早，而拒之，则堕其计中，授之以柄，而随之耳。

　　昔王安石拜参政，吕献可即以十罪劾之，温公谓太早，献哥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异日诸君必受其祸。”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吾不及也。”

　　夫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理有所必然。虽天地亦可先见，况于人乎？方今之势，在于卓然有为，断之而已。去旧污，立新政，创法制，辨人材，绾结皇纲，藻饰王化，偃戈却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为难而不为，毋以为易而不足为，投械挈会，比隆前王，政在此时。不累于宵人，不惑于群言，兼听俯纳，臣之所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