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一 列传一百六十八(3)

　　五年，授浙江巡抚。六年，以病辞职，上以含章精力未衰，不许，调山东。七年，因浙江巡抚刘彬士治盐操切，密疏劾其不职，命总督孙尔准按治不实，诏斥含章听不根之言，无端入告，解职严议。彬士亦劾含章提用商纲银，额外滥支，漏追馀款等事。含章疏辨，命总督琦善、学政朱士彦按之。诏以提用纲银，归还捐垫，仅属见小，而先发妄奏之咎重，念其居官尚好，降补刑部员外郎。八年，授福建布政使，以病乞归。十二年，卒。

　　康绍镛，字兰皋，山西兴县人，江西广信知府基渊子。嘉庆四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擢鸿胪寺少卿。十八年，滑县教匪起，绍镛随扈，以畿辅、山东、河南地形险易，将帅贤否，各镇兵籍，列册进御，受仁宗知。会有大名民人司敬武等十馀人佣工热河、锦州，闻畿南寇起，驰归，过山海关，关吏执之，诬其预闻逆谋，命绍镛偕内阁学士文孚往鞫，白其诬，释之。劾副都统以下，论如律。历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

　　十九年，出为安徽布政使。值大水，被灾者四十馀州县，仓穀缺乏，库储不给，劝绅商输赀各恤其乡，与官赈并举，灾民赖之。二十三年，就擢巡抚。宿州、灵壁以睢河堤堰崩圮，比年患水，绍镛亲往相视，奏请修复；又筑无为州黄丝滩临江堤千二百馀丈。先后捕获凤、颍等府土匪五十馀人，置诸法。二十四年，调广东巡抚。

　　道光元年，诏各直省清查陋规杂税，绍镛疏陈，略曰：“广东州县所资办公，专在兵米折价。因产穀少，民间皆原折纳，相沿已久。在驯谨良民，向依旧规完纳，而刁生劣监，不能无抗欠。有於正数之内丝毫无馀者，更有於正赋之内收不足数者，州县往往以赢补绌，自行偿补。今若定为折收额数，则所浮之价，悉为应输之额，其挂欠代偿，恐较前益甚。况贪官污吏，视所加者为分内应得之数，以所未加者为设法巧取之数。雍正时将地丁火耗酌给养廉，议者谓正赋之外又加正赋，将来恐耗羡之外又加耗羡。八九十年以来，钱粮火耗，视昔有加，不出前人所虑。兵米折价，与之事实相近。即能明察暗访，坚持於数年之间，断难远虑周防，遥制於数十年之后。至杂税及舟车、行户、盐当、规礼等款，名目不一，或此有而彼无，或此多而彼寡，愿者减其数以求悦，黠者浮其数以取赢。究之浮者即浮，数已定而难改；减者非减，事甫过而仍加。此时毫发未尽之遗，即将来积重难返之渐。其中更有强狡之徒，向不完纳平馀，致馈规礼。今以案经奏定，在有司视为当然，在小民视为非旧，两相胁制，互为告讦，既不能指为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纠弹；又不能因民间不缴陋规，惩以官法：宽严两穷。是杂税诸项之难於清釐，较兵米折价尤甚。且各项所入，既名陋规，逐款胪列，上渎圣听，於国家体制，亦殊未协。事有窒碍，不敢不据实密陈。”疏入，与两江总督孙玉庭所议同，其事遂寝。

　　二年，召署礼部侍郎。丁母忧归，服阕，授广西巡抚。禁土司科派扰累，惩土民刁讼者，缉治逸匪，边境稍安。五年，调湖南，编查洞庭湖渔船，以军法部伍之，盗无所容。澧州诸湖，上承涔水，下泄洞庭，两岸悉垸田，地低下，洩水不畅，檄道府率属履勘疏濬，得可耕田万四千馀亩，奏蠲淤田赋万一千馀亩，从之。九年，入觐，面陈苗疆设立苗弁额数过多，倚势虐使苗人，易激事端，请酌其可并省者，缺出不补，总督意不合，格不行。十年，召授光禄寺卿。寻值京察，以在湖南任内废弛，降四品顶戴，休致。十四年，卒。

　　朱桂桢，字幹臣，江苏上元人。嘉庆四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擢郎中，迁御史。二十一年，出为贵州镇远知府。镇远民、苗杂居，无纺绩之利，募工教织，於是始有苗布。大旱，民饥，急发库藏平粜施粥，郡无殍人。事毕，自请擅动库帑之罪，民感其惠。次年，感稔，争醵金还库。黄平州有盗，或告变，单骑临之，呼众缚为首者出，不戮一人，戍五人而已。兴义苗閧，大吏已勒兵，桂桢曰：“此苗忿民欺，保不为变。”使人开谕，果服。在任三年，治行称最，擢陕西潼商道。历浙江按察使，甘肃、山东布政使。

　　道光三年，擢山西巡抚。丁父忧，服阕，署礼部侍郎。授仓场侍郎，严治花户侵渔。初行海运，奏定漕粮到天津起卸拨运收贮章程，清覈於到坝之先，慎重於入仓之后，著为令。九年，迁漕运总督。疏言：“漕政之艰困，由於旗丁疲累，而水手多系无业游民，性成强悍，无以恤其力而服其心，宽猛皆无当，欲其不滋事甚难。惟密诇於未然，而重绳其既往。请责成督运官弁，遇有滋事者，立时拿办者免议；日久无获者重处。”时漕弊已深，桂桢力加整顿，必究弊源，不为苛刻，群情翕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