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中的四层社会议题

　　《塔尔》很早以前就是我的年度期待。电影上线当天就强忍着困意第一时间看罢。有惊喜也有失望。是那种极高级又高冷的作品。镜头与剧情的设计显得十分繁复，在纪录片、传记片与文艺片质感间横跳。初看，整体是典雅的，每一段单拿出来是极富张力的调度与表演，惊艳的镜头与打光，却拼凑出失衡之玄虚质感。它带给我的感觉很奇异，尽管初看观感不是多么享受，还是吸引我一步步深入了解。而在半年后的今天，如果你问我去年对我影响最大的电影，《塔尔》绝对当仁不让。尽管它并不是完美的，但导演的态度，演员的表演，远远超脱于去年上映的任何一部电影。

　　它的表达方式非常有趣，是极具德国电影气质的冷峻。大篇幅的专业对白，我也是观后查询资料才慢慢看懂，但它并不影响电影的主体。前期是多个一气呵成的长镜头，初步塑造世界观，展现角色魅力；中期你可能会觉得叙述视角有点诡异，是的，这份“诡异”是导演故意营造的。一些刻意回避的细节，恰好构成了微妙的Tár第一视角叙述效果。每一个电影里没有明显写出的，只留下蛛丝马迹的情节，都是Tár在逃避的心魔。而电影表面的冷峻，恰好与Tár外在的威严形成了互文。整部电影就像一座冰山，肉眼可见的只是一角，所有的精彩都掩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怪也怪Todd Field太高估了观众，在这样不断做减法的表达与极其膨胀的信息量里，其实作为我这样的观众看第一遍能捋清脉络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对该命题不感兴趣，很容易就会给这部电影刻下“烂片”的标签。

　　它的主题要分很多个层次来谈。第一层，最表象也是最“专业”的一项：是在讲古典艺术、观念在现代社会里格格不入的处境。这一点是这部电影剧作的基础，也是将Lydia Tár设定成指挥家的原因。古典音乐的门槛将浮躁的大多数人拒之门外，而大多数古典音乐从事者的高傲姿态又使他们更加边缘化。在这样的体系里，古典音乐展示给社会的不是艺术，人们只需要造一个“神”来崇拜。这个重任恰巧就到了Tár的肩头。人们习惯把这位“神”看作完美的，不仅仅在专业上完美，更需要在人格上完美。而她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这便是矛盾的根源。开场Tár授课的长镜头，其实就借Tár之口展示了导演对这个命题的态度：艺术与人格应该分开看。Tár问学生怎么看待巴赫。学生回答：“巴赫不是生育了二十个孩子吗”。塔尔是这样说的：“我不理解他的生殖能力和他的B小调有什么关系。”但现代的Cancel文化则与深植Tár的古典思想格格不入。Cancel文化讲究的是“一棒子打死”，讲究人德合一。而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分歧是无法消解的。

　　还是在这一幕，又引出了第二层议题：对身份政治的探讨。如果你仔细看这个镜头里的对白，你会发现Tár对身份政治的看法十分通透。她懂得利用它，也懂得这是一柄双刃剑。“我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女同性恋……”这样的“自嘲”巧妙的规避了可能迎来的来自“身份”上的抨击，她的“身份”其实在当代身份政治体系下是占尽优势的，但也正是她“背离”了属于自己的“身份”，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她的倒台。我个人非常认同导演在这个环节里透露的立场：“如果你让自己的认知和审美受限于被区分的这么精密的政治立场，如果巴赫的才气都无法打破他的性别、生育观、价值观和性取向架构起的藩篱，那你的才能肯定也会被某一类人否定。”这一幕也是我心目中Tár最富魅力的一刻。我和导演在价值观上可以达成一致，这也是我沉浸于这部电影的最主要驱力。

　　还是在这一幕，第三层议题其实也浮出水面：权力命题。这一命题比起前两个命题，显然着墨更多，它贯穿了电影的始终。说到权力，便不得不提角色的设定之妙。在古典音乐体系里，指挥的地位非同寻常。它是一个具有“统治力”的职位，在表演曲目的十几分钟里，指挥几乎掌管了时间，它是一个乐团的生命。这样的职位正是使Tár的野心、控制欲膨胀的原因。她理所应当地成为性剥削者，也正是因为权力的膨胀。导演选用“女性”的性别来诠释这个人物，一方面是想要表达权力的腐蚀不分性别，一方面则牵扯到最后一层议题。

　　是的，最后一层议题，也是最易被误解的议题，便是女性主义。其实我很诧异Todd Field居然能站在如此中立的角度来诉说这样一个故事，不带有半点“老白男”的酸腐气。而这样的剧本却还被批判成“简单的性转男权”。Tár的确是带有男性表征的，但在男权社会里，她想要寻求最高的地位也只有被同化这一条途径。这是社会的症结，而不应该被随意的划作Tár的人格缺陷。从一开始采访长镜头里她谈吐间对女性从业者的关心，到她需要服药调节的过度敏感的神经，和Olga相处时不经意流露出的脆弱，以及结尾跌落神坛后的癫狂…每一个细节都昭示了她为自己精心打造的“完美”躯壳下裹挟着一颗伤痕累累，病态的心。就像她自己说的：“（一个女性实行）性剥削怎么可以和（一个男性是）纳粹分子相提并论？”女性的悲哀尽显于此。而这一句也有力佐证了她女权主义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