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卷三百三 列传九十(6)

　　是年八月，调湖广总督。七年五月，疏言：“内地武弁不得干预民事。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扰而已。争讼劫杀之案，皆委之於武弁，威权所及，摊派随之。於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竞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赀，辱及妇女。苗民不胜其忿，与之并命，而嫌衅遂成。为大吏者，或剿或抚，意见各殊。行文查勘，动经数月。苗得闻风豫备，四处句连，饮血酒，传木刻，乱起甚易，戡定实难。幸就削平，而后之人仍蹈前辙，搜捕株连，滋扰益甚。苗、瑶无所告诉，乘隙复动，惟力是视。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爱养之道，又乏约束之方。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於剿杀。剿杀之后，仍事侵渔。侵渔既久，势必又至剿杀。长此循环，伊於胡底。语曰：‘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苗人散居，各有头人。凡作奸窝匪之处，兵役侦之而不得者，头人能知之；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绳之而不解者，头人能调之。故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一峒之中，取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各约束寨长而听於县令。众苗有事，寨长处之不能，以告峒长；又不能，以告县令。如是，则於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於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长数见牧令，有争讼可告官区处，而无仇杀之举。牧令数见峒长，有条教可面饬遵行，而无吏役荧蔽之患。扰累既杜，则心志易孚。所谓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也。”

　　八年正月，命署福建巡抚，未赴，湖南粮道谢济世劾善化知县樊德贻、衡阳知县李澎浮收漕米，巡抚许容庇德贻等，疏劾济世，下嘉淦察谳。长沙知府张琳按衡阳丁役，得浮收状，申署粮道仓德，布政使张璨致书仓德，请易府牒。仓德持不可，以其实揭报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欲寝其事，而顾琮以上闻。御史胡定复论劾仓德，又揭都察院，上遣侍郎阿里衮往按，直济世。上责嘉淦徇庇，夺官，责修顺义城工。

　　九年，授宗人府府丞。十年，迁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老乞休，许之。十四年，召来京，直上书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擢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七年，进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一，谥文定。

　　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於无名，事止於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用以自戒。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四年，京师市井传嘉淦疏稿论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高宗谕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十六年，或又传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云贵总督硕色以闻。命求所从来，遣使者督谳。转相连染，历六省，更三岁，乃坐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为，罪至死。高宗知无与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尝著书述春秋义，自以为不足，毁之。

　　子孝愉，以荫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梁诗正，字养仲，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十三年，以母忧归。高宗即位，召南书房行走。乾隆三年，补侍读学士。累迁户部侍郎。诗正疏言：“八旗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俱听屯种，馀并随旗驻京。皇上为旗人资生计者，委曲备至，而旗人仍不免穷乏。盖生齿日繁，若不使自为养，而常欲官养之，势有不能。臣谓非屯田不可。今内地无閒田，兴、盛二京膏腴未尽辟。世宗时，欲令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分驻旗人耕种，已有成议，未及举行。今不早为之所，数百年后，旗户十倍於今。以有数之钱粮，赡无穷之生齿，使取给於额饷之内，则兵弁之关支，不足供閒散之坐食；使取给於额饷之外，则民赋不能加，国用不能缺。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馀财给之，京师亦无馀地处之。惟有酌派户口，散列边屯，使世享耕牧之利，以时讲武，亦以实边。诸行省绿营马步兵饷，较康熙年间渐增至五六百万。在各标营、镇协每处浮数十百名，不觉其多；在朝廷合计兵饷，则冗额岁不下数十百万。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其不敷者，邻省协拨，而解部之项日少。向来各营多空粮，自雍正元年清查，此弊尽除。是近年兵额但依旧制，已比前有虚实之别。况直省要害之地，多满洲驻防，与各标营、镇协声势联络，其增设兵额可以裁汰者，宜令酌定数目，遇开除空缺，即停止募补。庶将来营制渐有节省，而现在兵丁无苦裁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