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志第十九(5)

　　是年，遣太禧宗禋院都事盖苗行视河道。苗还言：“河口淤塞，今不治，异日必为中原大患。”都水监难之，事遂寝。不及十五年，而白茅堤之口决。

　　至正四年正月，河决曹州，雇民夫一万五千八百人筑之。五月，大霖雨，平地水深二丈，河暴溢，决白茅堤，曹、濮、济、衮皆水。十月，议筑黄河堤堰。六年，以河决，立河南、山东等处行都水监，专治河防。九年三月，河北决。五月，白茅河东注沛县，遂成巨浸。是年冬，帝命集群臣廷议，言人人殊，惟监察御史余阙言：

　　禹河自大伾而下，酾为二渠，皆东北流。自周定王时，河始南徙。讫于汉，而禹之故道始失。自瓠子再决，而其流为屯氏诸河。其后河入千乘，偶合于禹所治河，由是而讫东都。至唐，河不为患者千数百年。赵宋时，河又南决。至于南渡，乃由彭城合汴、泗东南以入淮，而汉之故道又失。

　　尝考中国之地，西南高而东北下，故水至中国而入海者，一皆趋于东北。古河自龙门即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陆。地之最下者也。河之行于冀州，北方也，数千年而徙千乘。自汉而后，千数百年而徙彭城。然南方之地，本高于北，故河之南徙也难，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地势使然，非关人力也。

　　比者河北破金堤，逾丰沛、曹、郓诸郡大受其害，天子哀民之垫溺，乃疏柳河，欲引之南，工不就。今诸臣集议，多主浚河故道，复引河以南入彭城，筑堤起曹南讫嘉祥，东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则渐可以导之使南。

　　嗟乎！谚有之曰：不习为吏，眂巳成事。今所谓南流故道者，非河之故道也。使反于大禹北流之故道，由汉之千乘以入海，则国家将无水患千余年，如东汉与唐之时，而又何必障而排之，使南乎？

　　今庙堂之议，非以南为壑也。其虑以为河之北，则会通之漕废。不知河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流，则汶自彭城以下必微微。则吾有制而治之，亦可以行舟以漕粟，所谓浮于汶达于河者是也。阙特防钜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复千乘故道，然后复相水之宜而修治之。此千古之明鉴，非一人之私言也。

　　十年四月，以军士五百人修白茅河堤。十二月，命大司农秃鲁、工部尚书成遵行视决河，议其疏塞之法以闻。十一年春，遵等自济宁、曹、濮、大名行数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测岸以究水势之深浅，以为河之故道不可复，其议有八。时右丞相脱脱复相，锐于任事。都漕运使贾鲁以治河二策进：其一，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一，疏塞并举，挽河复故道，其功数倍。脱脱韪鲁后策。及遵兴秃鲁至，力陈不可。脱脱不听，以其事属鲁。迁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夫十五万，庐州等处十八翼军二万，自黄陵冈南达白茅，放于黄堌、哈只等口，又自黄陵西至杨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有奇。命中书右丞玉枢虎儿哈等率卫军以镇之。自四月兴工，至十一月，水土工毕，诸埽诸堤成，河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帝遣使者报祭河伯，召告还京师，论功超拜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赐脱脱世袭达刺罕，命翰林学士承旨欧阳元撰河平碑，以旌劳缋。元治河三大役：曰蒲口，曰小黄村，曰白茅堤。当时名臣多谓宜颀水势，勿堙塞，其言率迂不可用。脱脱黜成遵，从贾鲁，挽河复故道，尤为不世之功。欧阳元作《至正河防记》，载其施功次第详矣。用附着左方，俾治河者有考焉。

　　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异焉。酾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疏浚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减水。河身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趋卑，高相就，则高不壅，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溢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御之。减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堕突，则以杀其怒。

　　治堤一也，有创筑、修筑、补筑之名，有刺水堤有截河堤，有护岸堤，有缕水堤，有石船堤。

　　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龙尾、栏头、马头等埽。其为埽台及推卷、牵制、薶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铁、用草、用木、用木戈、用縆之方。

　　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龙口。缺口者，巳成川。豁口者，旧常为水所豁，不退则口下于堤，水涨则溢出于口。龙口者，水之所会，自新河入故道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