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八 列传五十五(3)

　　十三年，疏言：“吴三桂负恩叛逆，处必灭之势。绿旗月饷，步兵一两有奇，马兵二两有奇，甲胄不必坚强，弓刀不必精利，登山涉水，资以先驱。臣谓绿旗力虽弱，善用之则强；心虽涣，善收之则聚。供给宜足，劳逸宜均。至先登破阵，无分满、汉，赏赉公平。斯忠勇自奋，克佐劲旅以奏肤功，今日所宜急计者也。”下部议鼓励绿旗官兵叙给爵赏例。迁顺天府尹。未几，复迁左副都御史。十四年，疏言：“臣昔为河南知县时，孙可望、李定国尚据云、贵、四川，其势不减於吴三桂。金声桓叛江西，姜瓖叛大同，亦不异耿精忠、王辅臣。而当日民心未若今之惊惶疑惧者，由其时督抚有孟乔芳、张存仁、吴景道诸臣，敦行俭朴，慎守廉隅，吏治肃清，民生乐遂也。宜特颁严谕，令各督抚禁杂派，覈军实。有司或剥民败检，立行纠劾，以省民力、安众心。师行所至，更宜审酌剿御。近见江西、浙江报捷诸疏，屡言杀贼累万。然必待杀尽而后入闽，恐愚顽之民无尽，草窃之贼亦无尽。臣谓先取精忠，则群贼自息。昔姜瓖乍叛，土寇群起，瓖灭，土寇亦尽，其明验也。至三桂狡谋，觊以一隅之地困天下全力，我即以天下全力困此一隅。三桂授首，则四川、广西不烦兵而自定。”又疏言：“臣籍山西，与陕西接壤。黄河自边外折入内地，至蒲州一千馀里。蒲州上至禹门，为平阳府属，河西为西安，有提督、总兵重兵驻守。自此以北，永宁州、临县为汾州府属，渡口有孟门镇、高家塔诸处；更北保德州为太原府属，渡口有黑田沟、穷狼窝诸处。河西为延安，素称荒野，河东为交城，路险山深，草窃潜匿。请敕巡抚、提督分兵驻防。”又疏言：“师已抵平凉，辅臣迫於必死，困兽犹斗，杀贼百不偿失兵一。宜驻军城下，以逸待劳，急攻固原，绝其粮道。平凉地瘠，非比湖南地广米多，可以持久。粮道不通，人心自散，必有斩辅臣献军门者。若贼东出则东应，贼西出则西应，疲我师徒，分我威力，固原围解，贼气贯通，此断断不可者也。”诸疏并下王大臣议行。

　　十六年，擢工部侍郎。十七年，以夏旱求言，疏言：“今日官至督抚，居莫敢谁何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道府岁纳规礼，加之以搜括，则道府所辖官民，不啻鬻之道府矣。州县岁纳规礼，重之以勒索，则州县所属士民，不啻鬻之州县矣。世祖朝，山东巡按程衡劾巡抚耿焞，江南巡按秦世祯劾土国宝，皆置重典，天下肃然。今巡按久停，虽欲议复，恐一时难得多人。惟有出自上意，欲清一省，则选一人遣往，不必一时俱发。出其不意，示以不测，使天下奸恶吏不敢恃督抚而肆志，即有不肖之督抚，亦莫敢庇贪而害民。”疏入，报闻。

　　调户部。十八年，疏言：“国家有钱法以通有无、利民用，自秦、汉及唐、宋，公私皆悉用钱；至金、元，以银与钱钞并行；至明中叶，乃专资於银。闯逆之乱，或沉江河，或埋山谷，又以贪吏厚藏，银益少，民益困。今欲救天下之穷，惟有多铸钱。铸钱所资，铜六铅四，而可采之山，所司每深讳之，盖恐时有时无，贻累偿税。且上官闻其地开采，此挟彼制，诛求甚多也。臣谓宜令天下产铜铅之地，任民采取，有则以十分二输税於官，无则听之州县自行稽察，毋使多官旁挠。报采多者予议叙，则官与民皆乐为，资以鼓铸，钱不可胜用矣。”下九卿详议，拟例以上，得旨：“采铜关系国计，其令各督抚率属殚力奉行。”

　　六善以老病乞罢，上不许。二十年，命致仕。三十年，卒於家，年七十一。

　　杜臻，字肇余，浙江秀水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擢吏部侍郎。

　　国初以海上多事，下令迁东南各省沿海居民於内地，画界而设之禁。界外皆弃地，流民无所归，去为盗。及师定金门、厦门，总督姚启圣请以界外地按籍还民，弛海禁，收鱼盐之利给军食，廷臣持不可。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平，上命以界外地还民。会给事中傅感丁请以江、浙、闽、粤滨海界外地招徕开垦，乃命臻及内阁学士席柱赴福建、广东察视展界，进臻工部尚书。臻与席柱如广东，自钦州防城始，遵海以东而北，历府七、州三、县二十九、卫六、所十七、巡检司十六、台城堡砦二十一，还民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顷，复业丁口三万一千三百。复如福建，自福宁州西分水关始，遵海以北，历府四、州一、县二十四、卫四、所五、巡检司三、关城镇砦五十五，还民地二万一千一十八顷，复业丁口四万八百。於是两省滨海居民咸得复业。别遣使察视江南、浙江展界复业，同时毕事。臻以母丧还里，席柱复命，奏陈滨海居民还乡安业。上曰：“民乐处海滨，以可出海经商捕鱼，尔等知其故，前此何以不准议行？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曩禁令虽严，私出海贸易初未尝断绝。凡议出海贸易不可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