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九 列传二十六

 

　　沈文奎，浙江会稽人。少寄育外家王氏，因其姓。年二十，为明诸生，北游遵化。天聪三年，太宗伐明，下遵化，文奎降。从贝勒豪格以归，命值文馆。汉军旗制定，隶镶白旗。六年六月，上自将伐察哈尔，因略宣府边外。明文武大吏请盟，上还师。八月丁卯，召文奎及同值文馆诸生孙应时、江云深入宫赐馔，命策和议成否。文奎等皆言明政日紊，中原盗贼蜂起，民困於离乱。劝上宣布仁义，用贤养民，乘时吊伐。文奎等退，各具疏陈所见。

　　文奎疏言：“先帝用兵之初，势若破竹，盖以执北关之衅，名正言顺。其后多疑好杀，百姓离心，皆曰利我子女玉帛耳。上宽仁大度，推心置人。今师次宣、大，长驱而入，谁复敢当？乃以片言之故，卷甲休兵。大信已著，宜乘时遣使，略逊其辞，以践张家口之约。夫不利人之危，仁也；不乘人之乱，勇也；不失旧约，信也：一举而三美归焉。或谓南朝首吝王封，次论地土人民，和必不成。臣谓和否不在南朝，在上意定不定耳。且和而成，我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或蓟镇，或宣、大，或山海，乘时深入，诞告於众曰：‘幽、燕本金故地，陵墓在房山，吾第复吾故疆耳。’师行毋杀人，毋劫掠，则彼民必怨其君之不和，而信我无他志矣。大凌河降夷，上赦之刀斧之下，复加以恩育，其所以去者，皆父母妻子牵其念耳。文王王政，罪不及孥。执杀逃亡，已正国法。岂可因兄及弟，因父及子？以一降夷而使众降夷自危，且使凡自大凌河降者人人坐疑，非上明白宣谕，上下暌违，终不能释也。我国衣冠无制，贪而富者，即氓隶，冠裳埒王侯；清而贫者，即高官，服饰同仆从。乞上独断，定衣冠之制，使主权尊，民志定，贤愚佥奋，国日以强。”

　　云深疏言：“南朝未能决和，宜倍道径取山海。山海既破，八城折入於我，再与画界议好，和乃可定。”

　　应时疏言：“用兵当先足民。年来国用不舒，今岁又被灾，十室九空，宜乘时究方略，转虚为盈，此宜急议者也。八门徵税，正税外有羡银，税一两非增三四分不收，朘削穷民脂血，此宜严覈者也。六部公廨已毕工，人人当尽心力为上治事，否则不惟负上，抑且负此巨室，此宜申饬者也。大凌河新夷，固自取灭亡，然边防严则逋逃何自越，此亦宜申饬者也。”

　　是岁近明边蒙古部民逃入沙河堡，明兵索还。文奎、应时疏中曰“降夷”，曰“新夷”，盖谓是也。

　　九月，文奎复疏言：“臣自入国后，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劝上勤学问者。上喜阅三国志，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帝王治平之道，奥在四书，迹详史籍。宜选笔帖式通文义者，秀才老成者，分任移译讲解，日进四书二章，通鉴一章。上听政之暇，日知月积，身体力行，操约而施博，行易而效捷。上无曰‘此难能’，更无曰‘乃公从马上得之’，乌用此迂儒之常谈，而付之一哂也。上用人亦宜详审，臣第就书房言之。书房出纳章奏，即南朝之通政司也。自达海卒，龙什罢，五榜式不通汉字，三汉官又无责成。秀才八九，閧然而来，群然而散。遇有章奏，彼此相诿，动淹旬月。上方求言，而令喉舌不通，是何异欲其入而闭之门乎？宜量才委用，或分任俾责有所专，或独任俾事有所总。至笔帖式通文义者，惟恩国泰一人，宜再择一二以助不逮。立簿籍，定期会，使大事不过五，小事不过十，分而任之。课勤惰，察能否，而从以赏罚，则政柄不摇，贤愚并励矣。”

　　七年七月，疏言：“图事功者，以得人为先务。顷闻开科取士，诚开创急事也。然臣以为非抡才之完策，上宜发明谕，不拘族类，不限贵贱，不分新旧，有才能者许自荐，知人有才能者许保举。自荐者择有智识之臣，畀以抡选，而严挟私徇情之罚；保举者不避父子兄弟，但令立状记籍，异日考其功罪，与同赏罚，然后亲加省试，量才录用。有技能则超擢，无才行则责谴。奴隶工商，有善必取。显官贵戚，有恶必惩。招以真心实意，歆以高爵厚禄，绳以严刑重罚。好荣恶辱，人情所同。虽不能拔十得五，於千百中得数人，而已足为用矣。”崇德元年，甄别文馆诸臣，文奎列第二，赐人户、牲畜，授内弘文院学士。七年八月，以醉乘马犯卤簿，论死，上宥之，仍命断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