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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虫(第三章 西园的风花雪月)(2)



    我喜欢电影里的男主角的时候很少,除了《乱世佳人》里的白瑞德,我一时还想不起来有谁。总之在深夜里观看吕洞宾这件事使我感到有些奇怪,最后我才明白,他跟我多年前的某一位男友有几分相像。

    这个男友就是泽宁。

    泽宁像神怪片里的人物那样白光一闪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但他没有齐腰长发,如果有,他就是一个疯子。

    当时他理的是寸头,风格上有点冷硬,不像一个搞艺术的人。八十年代的美术界青年不是剃光头就是披肩长发,而且统统穿黑色T恤,到中央美院一看,完全是一个光头黑衣党的世界,每个人长的都是一个样,不是十胞胎就是九胞胎,毫无个性,只有出了大门,他们才能从黑衣制服里复活,在头顶上闪出一点明晃晃的个性来。

    泽宁没有上过正规的美院,只上过师范学院的艺术系,听起来真是要多土就有多土,但他却经常口出狂言,认为北京最土,是一个大农村,全国的城市里只有上海勉强算一个城市,广西人比较喜欢说香港,他就说香港不过是一个自由市场,杂货铺。不过这些话都是在我们很熟之后说的。

    这些话使我感到一个人对世界的敌意。

    但我当时并不这样认为,反倒觉得此人甚有趣。

    那次集体去广州看苏联电影回顾展,坐大巴来回折腾,时间漫长,路途遥远,我一心盼望出现一个有趣的人,结果泽宁就出现了。泽宁是厂里的美工,虽是美工,却不积极争取上戏进组,反倒喜欢写影评,尤其擅长批判,无论是欧美片还是台港片,经他一评,立即就五马分尸,体无完肤。

    据说他也写小说,但从未发过。从广州回来后,他积极要求调进文学部,我们此后便成为了同事。

    有关王泽宁,我觉得还是要从头说起。

    某一日,在广州黄花岗住地,吃过了早饭,我们几人七零八落地走在冬青树的甬道上(该住地有点像宾馆,吃饭分好几号餐厅),泽宁问我:林蛛蛛,今天你去哪?我说:去看潘玉良画展。泽宁说:一块去吧。我说:好!

    当时我还不知道泽宁是否有趣,这一点对我比较重要,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甚有趣的人,再跟一个不好玩的人呆着,肯定就会连连打呵欠。

    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认路比有趣更重要,我有一个屡教不改的毛病,就是永远不认路。因此,一听泽宁说跟我一块去看画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下不用发愁认路了!

    (在南宁的时候,我常常到文化大院去,结果有一次竟在院子里迷了路,急出满头大汗还转不出来。到了北京,住在东四十条,到雍和宫旁边的戏楼胡同上班,骑车最多只需二十分钟,但每次只能走北新桥的街道,如果有一次走了胡同,一定就会在胡同里迷上四五十分钟,然后出现在东直门大街上,看过门牌号码,确认是东直门大街之后,才能找到雍和宫,已经试了两三遍,每次都是这样。)

    我的脸上绽开了欢欣的笑容,就像一朵盛开的鸡蛋花,既纯洁又由衷。

    我们到了中山四路,一看休馆,就决定就近去广州图书馆看我的大学同学,大学同学还在等签证去法国里昂,等得愁眉苦脸的。看过了同学出来,我掏出了地图,决定去六榕寺和光孝寺。

    光孝寺里很安静。

    我想起一个新近成为佛教徒的朋友说过的话,他说:佛教是所有宗教里最高级的,现代派根本不行(八十年代青年不论谈什么都要扯上现代派)。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有趣,就问泽宁:佛教高级还是基督教高级?问过之后我又感到有点抱歉,觉得这样的问题实在是为难了本厂的美工,有点过份。

    不料泽宁却是水来土挡,不加思考就说出了一套又一套的,让我觉得他特别有道理。

    接着他就说起了《圣经》,他两岁的时候曾经背圣经得过奖,当时是在上海。他五岁时全家才从上海迁到广西,他父亲曾经留学德国,是心脑血管专家,母亲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他曾祖父的岳父是中国第一代传教士。

    我觉得这些东西甚奇怪,像一些看不见的饰物,挂在了泽宁的前胸后背,东闪一下,西又闪一下,使泽宁看起来像稀有动物一样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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