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卷一百六十八 列传第五十五(3)

　　世祖闻其语，遣使召天祥与世荣，俱至上都面质之。既至，即日有内官传旨，缚世荣于宫门外。明日入对，天祥于帝前再举其所言与未及尽言者，帝皆称善，世荣遂伏诛。五月，朝廷录天祥从军渡江及平兴国、寿昌之功，进秩五品，擢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除治书侍御史。六月，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钱粮。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岳束木凶暴不法。时桑哥窃国柄，与岳束木姻党，为其爪牙羽翼，诬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系狱几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释。二十八年，擢行台侍御史。未几，以疾辞归。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

　　元贞元年，改山东西道廉访使。时盗贼群起，山东居多，诏求弭盗方略。天祥上奏曰：“古者盗贼之起，各有所因，除岁凶饥馑，诿之天时，宜且勿论。他如军旅不息，工役荐兴，聚敛无厌，刑法紊乱之类，此皆群盗所起之因。中间保护存恤长养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前人言之备矣。彼强梁之徒，各执兵杖，杀人取货，不顾其生，有司尽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释之。旦脱缧囚，暮即行劫，又复督勒有司，结限追捕。贼皆经惯，习以为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凶残悖逆，性已顽定。诚非善化能移，惟以严刑可制。”所拟事条，皆切于时用。于是严督有司，捕得盗贼甚众，皆杖杀之。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选捕盗官及弓兵，密授方略，示以赏罚，使追捕之，南至汉、江，二千余里，悉皆就擒，无得免者。由是东方群盗屏息。平阴县女子刘金莲，假妖术以惑众，所至官为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之，天祥谓同僚曰：“此妇以神怪惑众，声势如此，若复有狡狯之人辅翼之，仿汉张角、晋孙恩之为，必成大害。”遂命捕系而杖于市，自此神圣屏息。天祥言山东宣慰司官冗宜罢，因劾奏其使贪暴不法，事格不行，遂以任满辞去。

　　大德三年六月，迁河北河南廉访使，以疾不起。人有冤抑，往往就天祥家求直，天祥以不在其位，却去之。六年，升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上章论征西南夷事，曰：

　　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则已，可使兵力永强，以备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谓善用兵者也。去岁，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国，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远在云南之西南又数千里，其地为僻陋无用之地，人皆顽愚无知。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深欺上罔下，帅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军中乏粮，人自相食，计穷势蹙，仓黄退走，土兵随击，以致大败。深弃众奔逃，仅以身免，丧兵十八九，弃地千余里。朝廷再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诸军，使刘二霸都总督，以图收复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其正夫与担负自己粮食者，通计二十余万。正当农时，兴此大役，驱愁苦之人，往回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负之米尽到，固为幸矣。然数万之军，止仰今次一运之米，自此以后，又当如何？”

　　比问西征败卒及其将校，颇知西南远夷之地，重山复岭，陡涧深林，竹木丛茂，皆有长刺。军行径路在于其间，窄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也。又其毒雾烟瘴之气，皆能伤人，群蛮既知大军将至，若皆清野远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师，或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士卒饥馁，疫病死亡，将有不战自困之势，不可不为深虑也。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爪哇、缅国以来，近三十年，未尝见有尺土一民内属之益，计其所费钱财，死损军数，可胜言哉！去岁西征，及今此举，亦复何异。前鉴不远，非难见也。军劳民扰，未见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祸本。又闻八番罗国之人，向为征西之军扰害，捐弃生业，相继逃叛，怨深入于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皆恶，天意亦憎，惟须上承天意，下顺人心，早正深之罪，续下明诏，示彼一方以圣朝数十年抚养之恩，仍谕今再无远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续归顺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皆知未须远劳王师，与区区小丑争一旦之胜负也。昔大舜退师而苗氏格，充国缓战而羌众安，事载经传，为万世法。

　　为今之计，宜且驻兵近境，使其水路远近得通，或用盐引茶引，或用实钞，多增米价，和市军粮。但法令严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军自足食，民亦不扰，内安根本，外固边陲。以我之镇静，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渐次服之。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也。若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虑其关系之大，审详成败，算定而行。彼溪洞诸蛮，各有种类，今之相聚者，皆乌合之徒，必无久能同心敌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以计使之互相雠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恩之以仁，拒敌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济，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