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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呵,醒来吧(天真之歌 经验之歌)(6)



  给“河”下定义的方法,跟我和儿子一起给“好脚”下定义一样,的确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多么简洁明了呀,H先生几乎没有用语言就下了定义。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和年长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飞机从新德里出发往东走,当飞机飞到孟加拉上空时,在一片黄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像倒扣针缝上的深痕。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觉,可这时他突然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说明他并没有睡觉)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间,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闭上了眼睛。我把头伸到H先生膝盖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这句话,或者是他的态度鼓舞了我,登机前,我觉得我和H先生出现了对立情绪,事情终于得到和解)。恰好在这个时候,飞机俯冲盘旋,满眼都是奔腾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条真正的河。我曾认为四国的森林山谷间流淌的那条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河。这次,我头脑中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浅一点,看不出在往何处流,肯定是奔向黄褐色的大海。刚才只是H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河”,我认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河”下的最好的定义。这同我们登机前发生的那件事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和H先生乘喷气式飞机横穿印度大陆的那天,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个小时飞机,人群中只有我俩是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对我说话时,只是嘴唇稍微动了一下,我们到机场不久,他指着《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问我:“想读这个吗?”还有刚才我们在出租汽车里时,他给我讲述“弄脏眼镜”的故事,以及他说“河”时,都只说了很少的话。

  去加尔各答的飞机在出发前,我以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气,因为我不了解印度的习惯,而且还性情急躁。那时是秋天,机场空荡荡的像一个没着落的仓库,那十个小时本来可以在旅馆中静养,可是因为我的性急,让H先生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认为H先生用这种方式表示气愤,实际上只是我的猜测。H先生出生在一个很大的世代船家,在日本海沿岸搞运输,(H先生虽然汲取了这个家庭世代积累下来的精髓,却没有走入实业界。)战败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寻求苦难,在战乱的中国品尝到辛酸。战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这种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种经历,最终仍然如此。他那种天赐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如果H先生生气发怒的话,别人似乎很难从外界帮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气的那个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还没露出生气的表情时,他还从纸夹中抽出《国际先驱论坛》报给我看。那是有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批评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道。当时,这位音乐家已在国内集中精力为盟友索尔仁尼琴辩护,我曾把他的话记到那天我读的那本书扉页上。

  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关于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现出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具有无畏表达出来的权利,而不是把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稍加变动后表现出来……。”

  我认为H先生逐渐表现出来的气愤,不只是由于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还和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人权有关。因为下面的这件事,他才给我讲“弄脏眼镜”的故事。当时,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那次也有很多苏维埃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一位女诗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诗人辩论到很晚(在这里暂称她涅菲多普娜女士)。她和H先生年龄相仿,都是五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言谈举止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像个犹太人,城市人的气质使她显得年轻十岁。H先生不想谈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也没提,但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上久经考验的人,问题似乎同当代苏维埃的人权问题有关,其中还谈到刚才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H先生和苏维埃的文化元老们关系深厚,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对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与他关系十分密切。在亚非作家会议上,H先生用他那种独特而温和的英语同苏维埃的代表们进行辩论,表现出坚强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战略和战术。H先生似乎在劝说她,“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参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权运动,并且行为过火的话,一旦被人发现,你还能像这样到外国旅行吗?所以以前在国内,你身为犹太人,不可能有那些过激行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时隔十五、六年后老朋友相见,虽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说的话,但她不同意H先生说她是顽固不化的俄罗斯知识女性。H先生从小就带眼镜,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读书时戴的眼镜放在皮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闻名的诗人,在印度古代语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她只是在勤奋阅读由细小铅字印刷的大部头专业书时,才带眼镜,平时不戴,所以也不怎么擦眼镜。H先生有点神经质,他有一个替她擦眼镜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里的垃圾时,把眼镜弄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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