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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正论(8)

    范晔说:“身着儒衣,游学求教,经常谈论的内容不离仁义,先生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学习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家都知道改邪归正的方法。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逐渐被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没有不知道国家所以分崩离析之原因的,然而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识破心怀不轨的奸贼的阴谋罢了。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之儒生的谬论,而人民只会复述开国之君的教导,身处乡野,只能屈从反动的潮流,苟且偷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国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功业风流云散。即便国家处在这样一种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动荡时局中,全国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的政体,处境尬尴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

    由此可见,前辈尊师们鼓舞激励后世学生们的功劳,实在是太忠诚不渝了!”

    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的经验教训,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清静无为,善守本性,坚持卑下柔弱,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把这一原则作为君临天下、治国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已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制度的束缚,同时抛弃了仁义的原则,说只要清静虚无,就能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道’,认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们的学说,源本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事的变迁来待人处事,这样做则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很容易实行的,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所以能彻底明白万物的实际情况。应付万物,既不抢先,也不居后,所以能够主宰万物。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执政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阴阳家大多是从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勤勉地通告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这是阴阳家的长处。到后来法古不化的人,则受制于诸多忌讳,只注意阴阳卜卦、鬼神仙道之类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信仰鬼神。这是阴阳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阴阳家的方术,博大详尽,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总是怕这怕那。但他们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不能不遵守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告诉人们如果顺从这些规范,就会昌盛得福,否则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完全是这样。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阴阳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没有头绪了,所以说它所规定的‘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如果两者的精气互相抵触,就要彼此发生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斗争,彼此也会发生推动作用。事情出现在人间,征兆就会在星空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阳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阴,同理,儿是父之阴、妻是夫之阴,夷狄是中国之阴。据《春秋》所载,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权不在国君手中,或者妻子临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

    事情虽然不同,性质却是一样的。因此贤明的国王一旦继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视、听、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阴阳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就会错失于躬身亲王,大中之道不确立,那么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凡是灾祸的发生,各种怪异的、象征人事过失的现象就会发生,用来警告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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