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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理乱(2)

    是故,势理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尧、舜拱己无为而有余,势理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能之。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人皆知所以避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

    (《左传》曰:“国将亡,必多制。”杜预云:“数变法也。”)

    论曰: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解释翻译

    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用来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总结出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能鉴定一个国家兴盛还是衰败;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那么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方针也就清楚了。

    东汉末史学家苟悦说:“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一个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现是克制情欲,忍痛割爱];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存主关键是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性情狂悖,叛逆伦常,朝廷里的奸邪争权夺利,公私并行,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走上穷途未路的君主;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国家制度超过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元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依据法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亡国的君主。”

    [所以说,“王主”可以统一四海,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可以巩固这种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国家不发生灾难可以勉强保住安全,有难就危险了;“危主”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有难必是亡国;“亡主”则必亡无疑了。]

    “九风”是什么意思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勤勤恳恳为国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这是“理国之风”——国家大治的象征[尹文子说:“上级领导不压制下属,下属不冒犯上级,上下融洽,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无私。在这种风尚下,虽然经受艰难险阻的考验,国家仍可坚如盘石,不会受到敌国的侵犯。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

    礼教风尚不能统一,当官的不受敬重,基层官员攻击国家的弊病,平民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国家衰败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虽然年迈还养着许多嫔妃,子孙不多,有势力的宗族被疏远,这是国家衰败的表现]。

    君臣互相争荣誉,朝中大臣争功劳,士大夫争名声,老百姓争私利,这是“乖国之风”——众叛亲离的象征。

    上层官员私欲泛滥,下层官员作恶多端,法规不稳定,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国家动乱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宠幸大臣,大臣只爱君王,国家的法律废弛,人欲横流,这是乱国的表现”]。

    把奢侈误以为繁荣,把骄纵误以为高贵,把自由散慢误以为开明,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这是“荒国之风”——国家荒淫的象征[晋代崇尚玄虚、轻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乱中华,就是历史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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