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下的结构性困境和体制桎梏【下一个素熙观后感】

　　4月4日13时30分许，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经当地公安部门查证，4人均为自杀。这几名年轻人均在外务工，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

　　根据新闻报道，这4名死者通过群聊的方式策划，他们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在跳崖之前，他们已事先服下了毒药，还留下了遗言：“本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四名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年以如此方式宣告自己与世界告别的决心？如果要从这四名年轻人身上寻找共同点，贫穷的身世和崎岖的命运或许是他们的共性。其中一名自杀青年彭志军初中没毕业就外出务工，在劳务市场找了一个刮腻子的活儿，辛苦又枯燥。每天早上六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他很少参加同事们的聚会，又一次同事在街上碰到彭志军，他穿着一件衬衫，外面套了件小西装，头发梳成杀马特造型，乍眼的蓝色。在他人看来，是一种奇葩而难以理解的选择。

　　出身底层造型杀马特的彭志军为何后来会走上自我了断的道路呢？在2019年12月，纪录片导演李一凡的作品《杀马特我爱你》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上映。该片即讲述了红极一时也极富争议的年轻底层群体“杀马特”的故事。

　　流行于2008年-2013年的“杀马特”（smart音译）群体，一度被视为社会“异端”：一些来自乡村、城镇的低学历青年，穿着便宜的地摊货，模仿日韩明星、动漫角色、游戏人物等夸张怪异、五颜六色的发型。他们曾高调地出现在媒体、网络、公共场所中，而后迅速消失不见。

　　人称“杀马特教主”的罗福兴便是杀马特家族中的知名人士，在他的帮助下，李一凡接触到了大量的杀马特。

　　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杀马特回忆自己第一次进工厂的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二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回忆没有父母的童年，回忆在工厂流水线上辛苦的生活，回忆拿到手的微薄薪水，回忆在唯一能够消费得起的溜冰场玩乐，回忆被黑工头欺骗威胁的往事，回忆由于夸张发型不再被工厂接纳的日子。

　　他们渴望得到关注，哪怕只是异样的注视，哪怕这样的发型只会让路人指指点点，至少，他们在别人的眼中存在过。

　　在李一凡采访跟拍杀马特群体的过程中不禁感慨：“想想那个现场，好多曾经的红人，各种冲突啊，故事啊，理想啊，现实啊，各种恩怨情仇啊，多有意思。”许多杀马特青年也感慨追忆曾经在工厂卖劳力的艰难岁月：“那天真的好失望啊。我朋友结了最多四百。那老板真的是黑啊，才给我结29块钱。那时候我回去我女朋友那里，我都哭了。现在那个女的应该都结婚了。”

　　罗福兴曾这样描述杀马特群体：“因为这群来到城市的孩子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没办法选择房、车，没办法选择高薪的工作，只能选择成为杀马特，玩不了车、玩不了房，只能玩头发。这个时代永远都有被抛弃的人，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某次采访中，李一凡谈到：“我们经常被很多人诘问，你是不是消费乡村，你是不是消费杀马特。我觉得很可恶。那些漠视的人，总觉得别人好像在消费，他啥都不管、从来不参与。”

　　在那个被转发了2.1万的一席演讲中，李一凡导演在最后说：

　　“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社会的处境，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在你对社会的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在进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当前国家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最快时期，城市化率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

　　每年都有无数的乡村人口来到城市，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居住在城中村里，其中很多人都没办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与周围奢华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

　　这种结构性困境并非只在中国发生。去年的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的闭幕影片，由韩国女导演郑朱莉执导的电影《下一个素熙》揭示了年轻一代在结构性困境和劳动体制压迫下的残酷现实。

　　《下一个素熙》改编自2017年韩国一名在通信公司客服中心实习的学生跳入水库自杀的真实事件。影片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描述了素熙从开始实习到去世的过程，后半部分则是由裴斗娜饰演的警员宥真探索素熙最终选择自杀的原因以及这背后一系列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