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卷九十九 志第四十七(8)

　　八年二月，以江南海口军少，调蕲县王万户翼汉军一百人、宁万户翼汉军一百人、新附军三百人守庆元，自乃颜来者蒙古军三百人守定海。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江浙省言，请以庆元、台州沿海万户府新附军往陆路镇守，以蕲县、宿州两万户府陆路汉军移就沿海屯镇。臣等议，自世祖时，伯颜、阿术等相地之势，制事之宜，然后安置军马，岂可轻动。前行省忙古等亦言，以水陆军互换迁调，世祖有训曰：‘忙古得非狂醉而发此言！以水路之兵习陆路之伎，驱步骑之士而从风水之役，难成易败，于事何补。’今欲御备奸宄，莫若从宜于水路沿海万户府新附军三分取一，与陆路蕲县万户府汉军相参镇守。”从之。

　　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尝言：“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兼收附江南之后，三十余年，承平日久，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乞斟酌冲要去处，迁调镇遏。”枢密院官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宜如所请，其余迁调军马，事关机务，别议行之。”十二月，云南八百媳妇、大、小彻里等作耗，调四川省蒙古、汉军四千人，命万户囊加部领，赴云南镇守。其四川省言：“本省地方，东南控接荆湖，西北襟连秦陇，阻山带江，密迩蕃蛮，素号天险，古称极边重地，乞于存恤歇役六年军内，调二千人往。”从之。

　　仁宗皇庆元年十一月，诏江西省瘴地内诸路镇守军，各移近地屯驻。

　　延祐四年四月，河南行省言：“本省地方宽广，关系非轻，所属万户府俱于临江沿淮上下镇守方面，相离省府，近者千里之上，远者二千余里，不测调度，卒难相应。况汴梁系国家腹心之地，设立行省，别无亲临军马，较之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等处，俱有随省军马，惟本省未蒙拨付。”枢密院以闻，命于山东河北蒙古军、河南淮北蒙古军两都万户府，调军一千人与之。十一月，陕西都万户府言：“碉门探马赤军一百五十名，镇守多年，乞放还元翼。”枢密院臣议：“彼中亦系要地，不宜放还，止令于元翼起遣一百五十名，三年一更镇守。元调四川各翼汉军一千名，镇守碉门、黎、雅，亦令一体更代。”

　　泰定四年三月，陕西行省尝言：“奉元建立行省、行台，别无军府，唯有蒙古军都万户府，远在凤翔置司，相离三百五十余里，缓急难用。乞移都万户府于奉元置司，军民两便。”及后陕西都万户府言：“自大德三年命移司酌中安置，经今三十余年，凤翔离大都、土番、甘肃俱各三千里，地面酌中，不移为便。”枢密议：“陕西旧例，未尝提调军马，况凤翔置司三十余年，不宜移动。”制可。十二月，河南行省言：“所辖之地，东连淮、海，南限大江，北抵黄河，西接关陕，洞蛮草贼出没，与民为害。本省军马俱在濒海沿江安置，远者二千，近者一千余里，乞以炮手、弩军两翼，移于汴梁，并各万户府摘军五千名，设万户府随省镇遏。”枢密院议：“自至元十九年，世祖命知地理省院官共议，于濒海沿江六十三处安置军马。时汴梁未尝置军，扬州冲要重地，置五翼军马并炮手、弩军。今亲王脱欢太子镇遏扬州，提调四省军马，此军不宜更动。设若河南省果用军，则不塔剌吉所管四万户蒙古军内，三万户在黄河之南、河南省之西，一万户在河南省之南，脱别台所管五万户蒙古军俱在黄河之北、河南省东北，阿剌铁木儿、安童等两侍卫蒙古军在河南省之北，共十一卫翼蒙古军马，俱在河南省周围屯驻。又本省所辖一十九翼军马，俱在河南省之南，沿江置列。果用兵，即驰奏于诸军马内调发。”从之。

　　阿剌铁木儿、安童等两侍卫蒙古军在河南省之北，共十一卫翼蒙古军马，俱在河南省周围屯驻。又本省所辖一十九翼军马，俱在河南省之南，沿江置列。果用兵，即驰奏于诸军马内调发。”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