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七十四 志第一百二十七(4)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同听政，务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负，多所宽减。患天下积欠名目烦多，法令不一，王岩叟为开封，请随等第立贯百为催法。兖州邹令张文仲议其不便，遂令十分为率，岁随夏秋料带纳一分，是为五年十料之法。

　　陕西转运使吕太忠令农户支移，斗输脚钱十八。御史劾之，下提刑司体量，均其轻重之等。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愿支移而愿输道里脚价者，亦酌度分为三等，以从其便。河东助军粮草，支移毋得逾三百里。灾伤五分以上者免折变，折变皆循旧法。

　　绍圣中，尝诏郡县货物用足钱、省陌不等，折变宜用中等。俄以所在时估实值多寡不齐，难概立法，命仍旧焉。言者谓："欲民不流，不若多积谷；欲多积谷，不若推行折纳粜籴之法。今常平虽有折纳之法，止用中价，故民不乐输。若依和籴以实价折之，则无损于民。"

　　崇宁二年，诸路岁稔，遂行增价折纳之法，支移、折变、科率、配买，皆以熙宁法从事，民以谷菽、物帛输积负零税者听之。大观二年诏："天下租赋科拨支折，当先富后贫，自近及远。乃者漕臣失职，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为令。支移本以便边饷，内郡罕用焉。间有移用，则赁民以所费多寡自择，故或输本色于支移之地，或输脚费于所居之邑。而折变之法，以纳月初旬估中价准折，仍视岁之丰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轻重。"七月，诏曰："比闻慢吏废期，凡输官之物，违期促限，蚕者未丝，农者未获，追胥旁午，民无所措。自今前期督输者，加一等坐之；致民逃徙者，论更加等。"旧凡以赦令蠲赋，虽多不过三分。四年，乃诏：天下逋赋，五年外户口不存者，悉蠲之。

　　京西旧不支移，崇宁中，将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脚费，则宜输。"自是岁以为常。脚费，斗为钱五十六，比元丰即当正税之数，而反覆纽折，数倍于昔。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继，转运司乃用是以取办理之誉，言者极论其害。政和元年，遂诏应支移而所输地里脚钱不及斗者，免之。寻诏五等户税不及斗者，支移皆免。

　　时天下户口类多不实，虽尝立法比较钩考，岁终会其数，按籍隐括脱漏，定赏罚之格，然蔡攸等计德、霸二州户口之数，率三户四口，则户版讹隐，不待校而知。乃诏诸路凡奏户口，令提刑司及提举常平司参考保奏。而终莫能拯其弊，故租税亦不得而均焉。

　　是时，内外之费浸以不给，中官杨戩主后苑作，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务掌之，号"稻田务'。复行于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及渑池，北逾大河，民田有溢于初券步亩者，辄使输公田钱。政和末，又置营缮所，亦为公田。久之，后苑、营缮所公田皆并于西城所，尽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租税举入焉，皆内侍主其事。所括为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民输公田钱外，正税不复能输。

　　重和元年，献言者曰："物有丰匮，价有低昂，估丰贱之物，俾民输送，折价既贱，输官必多，则公私之利也。而州县之吏，但计一方所乏，不计物之有无，责民所无，其费无量。至于支移，徙丰就歉，理则宜然。豪民赇吏，故徙歉以就丰，赍挟轻货，以贱价输官，其利自倍；而贫下户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脚费，视富户反重。因之逋负，困于追胥。"诏申戒焉。

　　宣和初，州县主吏催科失职，逋租数广，令转运司察守贰勤惰，听专达于内侍省。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荡、湖泺退滩等地，皆计籍召佃立租，以供应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农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课。

　　三年，言者论西蜀折科之弊，其略谓："西蜀初税钱三百折绢一匹，草十围计钱二十。今本路绢不用本色，匹折草百五十围，围估钱百五十，税钱三百输至二十三千。东蜀如之。仍支移新边，谓之远仓，民破产者众。"七年，言者又论："非法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展转增加，民无所诉。"

　　唐、邓、襄，汝等州，自治平后，开垦岁增，然未定税额。元丰中，以所垦新田差为五等输税，元祐元年罢之。大观三年，用转运副使张徽言之请，复元丰旧制，俄又以诉者而罢。政和三年，转运使王璹复言官失租赋，诏依元丰法，第折以见钱，凡得三十万缗。钦宗立，诏蠲焉。旧税租加耗，转运司有抛桩明耗，州县有暗桩暗耗之名，诸仓场受纳，又令民输头子钱。熙宁以后，给纳并收，其数益增焉，至是悉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