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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暧昧的日本(第12章 向往“新人”)(2)



  医生揭开印第安人头部盖着的毛毯。撤回时手都湿了。他用一只手举着灯,坐到下层床铺边上,望着上层床铺。印第安的男子面向墙壁躺在那里。整个脖子被齐耳割断。床铺上由他身体的重量压出的凹陷处积存着血。他的左胳膊搭在枕头上。裸露的剃刀刀刃朝上放在毛毯里。

  十年以后,我已经成长为一名年轻的作家。无论这个世界如何混乱,我都有了应对自如的能力。那时我看到了海明威去世的消息,于是我的情绪又完全回到了少年时代,再次深刻地经历了一次从根本上——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恐惧和厌恶的过程。那样一位从年轻时期就深刻、明确地认识到“死亡”的人,如果在刚步入老年的时候就自杀的话,我自己岂不是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吗?我想我是彻底垮掉了。

  (三)

  现在,全世界的报纸杂志都在制定迎接新世纪的计划,也有人向我约稿,他们让我写一个短篇,谈一谈怎样从二十世纪末过渡到下一个世纪。我自认为我完成不了如此宏伟的计划——其实,我已经给编辑部写了道歉信——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下来,于是我便有了愉快并痛苦地拥抱幻想的机会。

  我想写一个男人在核武器时代如何生存、然后切身体验死亡的故事。一般来说,用短篇原本写不了这样的故事。由此我打算采用倒叙的手法来写这个短篇,一开始先写男人濒临死亡,他虽然明白自己有必须写以及应该写的故事,但还是回忆起许多绝对不能写的故事。这个短篇的标题为《核武器时代高原之雪》。在本世纪末,提到用短篇来表现人类的典范时,我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一百年来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一、海明威的短篇《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

  说起这个经典,如果重新阅读就会感到,在世纪末思考小说究竟为何物的时候,这篇小说蕴含着使人进行彻底反省的力量。尽管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只有小说家毕生都写下去才能回答好它。以下问题被直率地提出来——

  小说家是怎样的人?是写他所知道的事的人吗?也许不是?可以说至少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小说家相信或者说一直在努力地去相信小说家应该是凭借语言的能力,想像力的结构写尽他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情的人。然而,海明威的笔下描写的一个人物却持反对意见,他坚信不是那么回事,小说中这个人物躺在非洲高原上的帐篷前,守护着自己正腐烂下去的腿。

  男人坚持说即使他患不治之症,也要趁还有些力气的时候,去观察大鸟是怎样飞来接近快死的人的。

  即使他的状态越来越糟糕,但浮现在他的头脑里的想法却是:

  不到深深了解的地步不打算写,事到如今恐怕也写不了了吧。如果再想写,又试着写结果不会不行,也许根本就不具备写的能力,因此总是一拖再拖而延误了动笔的时机。总之,事到如今,好像有些想不明白了。

  关于这个问题还什么都没写,那是因为开始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可是即使我不写这个题材,也有不少别的可写。话说回来,他还经常想总有一天要写的。要写的东西有很多,他在一直观察着社会的变化。不仅只观察发生的事件,不只观察了许多事件,也观察了人,还观察了更微妙的变化。他能回忆起人在各种情况下会有怎样的表现,那是他深入其中观察的结果,写这些东西是他的义务,可如今他又不打算写了。

  男人的内心独白是,自己很清楚自己还能把更多的事情一一写出来,可直到现在为止还没写,今后也不打算写了。像是被主人公的话唤出的和声一样,我们想起了海明威的另外几部长篇和短篇中非常自信的人物说过的话,他们自己很清楚能写出一切。如同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小说的作者都相信“不了解的事情不能写”、“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能实际地了解自己能写什么”一样。

  况且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无限地走向死亡的时候,还头一次了解了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岂止是清楚自己能够写作。由于他有理想,最后结束生涯时他实际上确实了解了很多事情。

  往前方一看,满眼都能看见像整个世界一样的高耸的大而宽阔的乞力马扎罗山,四方形的山顶沐浴着阳光,放射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纯白的光辉。此时,他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就是那里。

  青年作者海明威在《在我们的时代》一书中知道了应该明确地写“死亡”后,又过了十年写出了《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他的写作原则是只写自己很了解的事情、深刻了解了以后才能写。它正说明了我刚才提到的简单问题的复杂性。小说家应该写他了解的事情呢,还是靠语言能力和想像力的构思来写他自身以外的事情——他了解到的这两千年来人类的历史和未知的事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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