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2章 二十一世纪的对话）(3)
时间:2023-04-11 作者:大江健三郎 点击:次
莫言：这条狗留给您的记忆，是那样的深刻，在某种意义上，孩子，经常能从大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上，判断出一个人的善恶。可惜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把各自记忆中的动物故事，来讲述一遍。但在我今后的小说中，那些动物都会出场，并且充当重要的角色。 我走上文学道路后，有段时间里，许多年轻作家认为小说应该远离政治，这是对以往的“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错误观念的反叛，有它的合理性。但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实践以后，发现作家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的，也就是说文学其实也脱离不了广义的政治。即使作家千方百计地想逃避现实，现实也会找上门来。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的《天堂蒜薹之歌》。在我的创作计划中，根本就没有这部书，当时我想写的是《红高粱家族》系列。《红高粱家族》主要写了爷爷奶奶他们那一代，接下来我想写父亲母亲这一代，然后写我这一代。可是到了1987年，在我的故乡山东省的一个县里突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当地官员的腐败无能、思想保守加上官僚主义，使得农民生产的几百万斤蒜薹卖不出去，最后都烂在了家里。愤怒的农民们就拖着蒜薹，拉着蒜薹，扛着蒜薹，把县政府包围了。整个县政府周围都弥漫着腐烂蒜薹的臭气。接着他们放火焚烧了县政府的大楼，还有一帮胆大的农民把县长办公室砸了，吓得县长躲起来不敢再露面，家里的围墙上还安装了铁丝网。这场农民的造反在中国影响很大。后来领头的农民都被抓起来了，县委书记也被撤职，调离当地。而当时的媒体却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批评了县政府的无能和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又指出农民不应该用非法的手段跟政府对抗，所以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一下子就叫我把写《红高粱家族》系列的笔放下了。尽管我在城市里住了好多年，但是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农民的蒜薹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对我的生活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是农民出身的作家，所以我有一颗农民的心，而这颗心在这样的事件面前，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不管农民采取了什么方式，我的观点都是跟他们一致的。我绝对站在农民一边。所以我当时就找了一个地方，只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家对我这种突然的转向似乎难以理解。本来《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家族》已经很红了，我完全可以按照这个路线走下去，然而这次的转向却让我对现实社会进行了直接的干预。这样写眼前发生的事情是我的责任感和良心在起作用。这两年我在《检察日报》社工作，那是中国人民检察院的一份报纸，报上每天都在披露全国各地的各种案件。这份报纸源源不绝地给我提供创作素材，而且我也跟各地搞法律的人打交道，也有人找我告状。我的办公桌上总是有许多来信，都是要我帮他们打官司的。 这几年，有关法律题材的小说、电视剧是大热门。打开电视机，经常会看到播放的是反腐败反贪污的戏，畅销书也有很多是这样的题材。但现在这些作品，都不能让我感到满意，我认为写这样的题材应该把贪官污吏当成人来写，从人的角度考虑，从自我的内心考虑，或者说，要把贪官污吏当做“我”自己来写。在当前的社会机制和法律状况下，假如我变成了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级别的官员时，能不能保持清廉？会不会也跟那些贪官一样变成了人民的罪人？并由此对我们的社会制度进行反思，这是如果我要创作所谓的“反腐败小说”的出发点，这里边应该包含着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于自我的批判，涉及到人的根本弱点，和一个存在诸多问题的社会对人的弱点的纵容，否则就不是好的文学，当然也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世界文学。 大江：我在柏林自由大学教过书。当时学生中有一个是从台湾来的。他特别喜欢《天堂蒜薹之歌》，被深深打动了。因为当时我们手头只有英译本，于是大家聚在一起让他给我们讲《天堂蒜薹之歌》的大意。刚才您讲到的几点他也说到了。最后，他选了几段自己从英文版转译成德语读给大家听。还记得有一个非常幽默的段落得到大家热烈的掌声。像把蒜薹扔来扔去的场面就很滑稽，而且是很快乐的人性化描写。你的政治批判和写作手法里的那种莫言式的现实感，再加上幽默感等等让我们深为敬服。虽说是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但是最终还是让人感受到了对人的信任、对农民的信任之情。这一点很重要，让人对你今后的作品也充满了期待。日本也有官僚腐败的现象，所以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有感触，但我更关心的是你能够以真实的眼光面对中国现在官场腐败的一个具体事例，并能够真实地对其进行描写。我说过我的童年经历是如何形成了现在作为作家的基轴，我现在从事的文学是和孩提时代的经历紧密相连的，这一点我和莫言先生很相似。同时，还有一点让我强烈感到你是我的文学的同路人：我的文学不是从儿时开始、而是大约从青年时代才开始的，我也是自那时起一直把日本这个国家的样态——阴暗面也好光明面也好都包含在内——用文学的方式持续地讲述着的。我最初开始文学生涯时也写了很多受到好评的短篇。而莫言先生写了更多深受好评的有趣作品。一般来说，这样的小说家最后总是会变得愿意重复最初获得成功的老路数。然而，我却想要放弃开始写作时的路子。因为，我是一个活着的日本人，身边还有其他的日本人，还有内在的自我，于是总想要变换自己的表现方式。我本人也觉得永远无法对自己的文学下一个定论。现在也没有百分之百接受我的评论家。我又没有什么读者。莫言先生基本上也是用自己的文学支撑着中国，虽说好像变成了一名批判者，但那正是我尊敬你的地方。最近，我从报纸上读到你又在一边审视中国的现状、一边写新的作品，那是什么作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