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回忆》：一场时代的谋杀

　　 懵懂的小女孩回答道：“就是很普通啊。”镜头转到宋康昊那张特征性极强的“大饼脸“上。侧着面的他片刻后忽地转向，直面镜头，双眼微微发红，噙着泪水——伴随着岩代太郎的配乐，影片在这一影视界闻名遐迩的镜头中落下了帷幕。

　　这是一部关于“失败”的影片。影片围绕着三十多年前发生在韩国京畿道的一起连环奸杀案的发生与侦查展开叙述。整部影片剧情紧凑，悬念迭出，无疑可将其归于类型片的范畴。但正是因为它的“失败”，它又越过了类型的藩篱，成为雅俗共赏，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新世纪韩国商业电影的扛鼎之作，同时也是导演奉俊昊的成名之作。

　　笔者不是影视专业人士，对于影片中展现的制作技巧难以展开描述和分析，因而就以最基本、最容易令读者大众接受的剧情叙述——即它的“失败”——为切入点，简单探讨这部披着类型片与商业片的外衣的影片背后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且笔者个人认为，相比于“忠武路”的另一位注重制作技巧的名导朴赞郁，奉俊昊也的确更注重对剧情的打磨和细节的展现。

　　笔者之所以称之为一部“失败”的影片，在于它作为一部悬疑犯罪片的特殊性——影片中的连环奸杀案并没有侦破。刑警失败了，法医失败了，民众失败了，连观众也失败了。这无疑是唏嘘的，因为它没有满足一般人对犯罪理应得到惩罚的心理需求，超出了一般人对此的期待。但这一“失败”是外在表现，深入探究“失败”产生的原因，才得以理解影片所要传达的内涵。

　　“警察破案，从一开始就是输的。”《心理罪》中刑警邰伟对男主角方木如是说。这涉及到对待犯罪行为的三个阶段要求——发生前预防，发生时制止，发生后及时、精准地处理、解决。明显的是，回顾全片，这三个阶段要求，无疑都没有做到。

　　首先谈谈“发生前”的阶段。如果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阶级矛盾严重，或者经济环境恶劣，社会治安动荡，抑或是特殊的政治、军事原因，往往就容易滋生大量的犯罪。影片改编于1986年至1991年在韩国京畿道华城发生的连环奸杀案，因而背景并非原创。如果对韩国现代史稍作了解，我们就能够注意到导演奉俊昊在影片细节上的用心之处。影片中，有这么几个片段——朴警官（宋康昊 饰）和他的跟班（金雷夏 饰）翻花绳的时候，聊到当时的韩国大学生结伴短期旅行，期间在房间里进行群交：这无疑是“性”的肆意宣泄和伦理价值的危机；示威群众对政府派来的装甲车愤怒地投掷燃烧瓶，本在侦查奸杀案的警察还被派去镇压示威活动，对群众，不分男女地暴力殴打；又一个雨夜降临，凶手将再次行凶的条件已然具备，警局向军方申请调动两队人马来协助搜查，后者却回应称没有人马，因为他们都被派遣去镇压水原市的示威活动去了；而在最后的受害者，一个年仅13岁的女学生遭到凶手袭击时，恰好常规的“民防演习”开始了，灯火受到管制，道路上空无一人，无疑给了凶手行凶的机会。——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借助历史背景加以解读。影片中案件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彼时的韩国处于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总统全斗焕的军事独裁统治下。全斗焕沿袭朴正熙的执政路线，政治上采取高压和恐怖统治，经济上大力开展工业化。一方面是政治高压，一方面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型，韩国社会矛盾重重，以大学生为首的示威活动此起彼伏。为了转移群众注意力，全斗焕采取幕僚意见，适度放开色情业与娱乐业，使群众沉溺于感官享乐上而不再过问现实政治，而快速工业化带来的资本主义商品文化对传统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剧烈冲击与之共同影响着彼时的韩国年轻一代，使其一方面对现实极为不满和愤恨，一方面又在精神层面陷入了虚无主义境地。信仰崩塌，众生万象，年轻人自然容易退回到生理层级，即“性”上的宣泄。因而以此可以充分解读前文提到的部分片段。此外，韩国素来有男性全体强制服兵役的制度，而他们退役后，由于学业与就业时间被切割，使得就业更为困难——这也可与影片中的“民防演习”和与之伴随的“灯火管制”的片段结合在一起解读。因为这些细节的刻画展现了韩国的特殊国情，即与北边朝鲜的长期对峙，且80年代朝韩关系恶化，故有“强制服兵役”制度与定期的“民防演习”。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提供了滋生犯罪的温床。该阶段的“失败”因素就在于此。

　　其次，关于“发生中”的阶段。因为该阶段的可解读范围与“发生前”阶段是基本重叠的，故笔者将着重讲解“发生后”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