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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芙蓉年谱(1964年--1969年)(2)



    “么事,说吧。”

    “我们是专署和县里派来采访你的,想请你谈谈你这些年做的工作。”

    “工作?不就是做田么。”

    “做田也是革命工作。请你谈谈为什么做田,怎样做田。”

    “怎样做田有什么好说,莳田、插秧、薅草、割谷,哪个不晓得?为什么做田呢,还不是为嘴么,我们这里分口粮是‘人七劳三’,不出工就只能分人口粮

    干部们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想请你说说思想认识。”

    李芙蓉忽然打住。她人活泛,脑子转得快,立刻悟到刚才这番话算不得“思想认识”,“思想认识”是干部们开会说的话。她闷着头想了想,却不能想出几句能连得起的这一类话,不由得恨自己开会总是纳鞋底。很慌张的时候她看见了敞开的门板上已经开始缺角的春联,便脱口念出:

    “站在家门口,望到天安门。”“好。”

    找到李芙蓉之前,专、县干部先听了公社的介绍,了解到一个情况:每年春荒回供粮有限,但李芙蓉家的米饭总能吃得接上新谷。这跟李芙蓉有关系,因为是她做饭。这个情况使来总结经验的干部们很振奋。专员的意思是把李芙蓉这个典型树立起来。

    李芙蓉的经验很简单,每次量好了米,下锅前又临时抓出几把。

    “几把?”干部们迅速地在本子上记着,突然停下,笔尖还啄在本子上。

    “三把吧。”李芙蓉翻翻眼睛,搓了一下开始结壳的泥脚。

    这条经验正式见报时标题是《节约三把米,打倒帝修反》。在李芙蓉后来的讲用稿里,每一把米又分别有自己的任务:一把打倒帝国主义;一把打倒修正主义;一把打倒各国反动派。

    正值全国推行瓜菜代,报纸上大声疾呼饱食有害:有了一个节食的法子,并且这个法子还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在里面,当然就引起了广泛注意。

    李芙蓉先是上县,然后是越过专署上省介绍经验,然后又直接从省里去了北京。回来的时候,就再不是先前的“黄毛”了。

    在镇上,这件事怕只有传说中的乾隆下江南宠幸李八碗先人可以相比了。李芙蓉从北京回来的那天,镇上以及李八碗全乡的人,挤在镇政府的院子里外,密密实实的人堆里透不出一丝风。那天天气好,太阳很毒,好多人支持不了多久就晕倒在地上。好几个伢子从墙头上跌下来,掉到人头上的惹一顿臭骂,掉到白地上的竟折了手,脱了脚腕子。跌只管跌,没有跌过的人又前仆后继地攀上去。事过之后,镇政府光修复院墙就花了好几百块钱。

    李芙蓉是由县委书记、县长陪着,用吉普车从县城送到镇上来的。她从车门里钻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失望。一个又瘦又细的黄毛,这样走运,只怕是天瞎了眼。

    不服没有用。李芙蓉这一回真正是成了器的。她一开口,声音就像从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小的人怎么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这就是气足,是得了真脉的。几个老儿窃窃私议,遂把李芙蓉视作奇人。在镇上,这些人说话是最作得数的。

    李芙蓉站在镇政府的台阶上,对着涌涌动动的人潮不停地摆着两只高高举起的手。隔了几层,人们就不能看到她的身子、脸,就只能看到那双划来划去的手。那手,是毛主席握过的手所握过的手。

    李芙蓉先是当镇上的妇女主任,不久就当了镇长。开始,干部里有些人心里颇不以为然,总想等着捡她的过,看她的笑话,慢慢地也就公认了她的能干。她作风泼辣,办事风风火火,说干就干,说断就断。镇上许多多年的癞痢头(不是真的癞痢头,而是指难办的事),到了她手上,三下五除二就都剃下来了。比如,镇街上,屋檐水问题就是多年来最叫干部头痛的问题:邻里之间屋挨屋,倘若是山墙靠山墙,问题不大,祖上定下的宅基,哪个也不能随便往外移一寸。若是落墙贴落墙,麻烦就来了。落墙高的,屋檐水自然就流到另一家的屋顶上,这一家也就“背霉”。背霉了多年,有了钱,想翻出身来,便把落墙升起,使自己的屋檐水浇到先前压住他们的那一家的屋顶上,让那一家去背背霉。这就要出纠纷。常常是那一家先戳这一家新盖起的屋顶,然后就是两家拼人命。解决这类问题,一般都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即最初起屋时两家有何协议,倘没有,就以原始面貌为准。但镇子起码有几百年历史,原始面貌哪个说得清?这一百年你的屋檐水落到我屋上头,这一百年之前的那一百年我的屋檐水未必就不落在你的屋上头。这样扯,是永远扯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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