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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册(第九章)(2)


  还有人说,梁五方被送去“劳教”了……
  有一年,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他那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竟然跑到我上高中的学校里,伸出手来,说:丢儿,借我五分钱。他知道我是个孤儿,手里没有多少钱,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向我伸手的。当时,我怔了一下,说:五分钱你能干啥?他说:我买两张纸。会还你的。我说:还申诉呢?他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时候,他戴着一顶破草帽,背着铺盖卷,那伸手的动作分明就是一个乞丐。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眼里已没了当初的暴烈和激动,只有星星点点的火苗儿亮着,我甚至在他眼睛里发现了一丝游移。那游移藏在痛苦的火苗后边,被一层风霜和污垢遮盖着,嘴里念念叨叨的,一脸的茫然。可他还是要申诉的。他是个一条道跑到黑的人。他已申诉了这么多年,他必须申诉下去。不然,他还怎么活?
  还有一年,临近国庆的时候,在大队部里,我听见公社书记老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老蔡,是老蔡么?蔡国寅,你王八蛋,支书还想不想干了?老姑父说:怎么了大书记?你不能骂人哪。我……老曹在电话里说:快国庆节了,你狗日的不知道?你那个梁五方又日白出去了!赶紧给我弄回来!老姑父说:人在哪儿呢?老曹说:县收容所。赶紧派人,给我捆回来。我告诉你,看紧了,可别让他到北京去了。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是老姑父带着两个民兵亲自把他从遣送站里接回来的。回来后,就把他关大队部里,由民兵分三班看守……梁五方这次回来,口音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民兵们逗他说:五,又去哪儿日白了?他竟操着普通话说:北京。
  尔后,不等人们问他,他就说:你们这些毛孩子,见过啥?我告诉你,知道中南海门朝哪儿吗?上过天坛吗?去过故宫吗?游过什刹海吗?知道人民大会堂有几根柱子?天安门有多高?吃过北京的冰棒、喝过北京的酸奶吗?
  一群民兵围着他,说:说说。说说。
  五方说:有烟么?给点根烟。
  于是,民兵们赶忙给他敬烟。他看了,说:八分的?不吸。
  这时,老姑父走过来,喝道:五方,县里都挂上号了,还不老实?
  五方说:老实,我老实。当支书的,给弄枝“彩蝶”。
  在时光中,一个称呼,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当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发生变化时,对他的称呼也随之而发生变化。
  梁五方在建“龙麒麟”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好的口碑。可后来人们对他的称呼变了。他在全乡、全县似乎都有了些名声,是坏名声。当人们说到他的时候,已不再提他的名字了,只说那个“流窜犯”或颍河的那个“流窜犯”,又进京了。
  在一级级的政府大院里,人们一提到他就摇头……那时候,梁五方这个名字,只出现在一级级政府的公文里。这时候的梁五方,成了一个“上诉人”。仅一个“上诉人”梁五方,就给邮局增添了多少麻烦啊!
  听老姑父讲,一年又一年,他的申诉材料从不同的邮局、用不同的纸张寄到北京去,尔后又经一级级政府签收盖章后批转回来。有的批着:调查处理。有的批的是:严加管制。有的写两个字:查办。有的是写一“?”,再划一圆圈。有的仅仅是加盖一公章,不作任何解释。尔后贴上邮票又重新寄回来……这些材料经过千里之行,经过一个个办公桌,一个个邮递员的手,最后都一一经公社签收,在公社秘书的办公室里靠墙堆放着。老姑父去公社开会时,公社许秘书曾指着他身后的那面墙说:老蔡,你看看,一面墙,都是那个“流窜犯”的材料。老姑父还在厕所里见过几页,那也许是许秘书一时找不到手纸,匆忙间撕了两页,擦屁股用。
  甚至于在无梁村,也没人再提梁五方的名字了,人们几乎是把他给淡忘了。一年又一年,偶尔说到他的时候,人们的口吻是一再省略的。原来还叫他五方,或是用较亲近的口气叫他:方。现如今人们一提到他,只取中间一个字:五。人们会用淡淡的、略含贬义的、有几分滑稽的儿化音说:五儿,又窜出去了。
  你知道么,那捆人的绳子也不仅仅是绳子。那时候,在人们心里,这就是“作奸犯科”的标志,或者说是生活中的“另类”,是让人鄙视的“坏分子”。当一个人一次又一次被人用绳子捆着押回来时,人们看他的眼光也就变了。
  再后来,当他一走过小桥,人们就说:五儿回来了。
  一九七五年,梁五方他娘去世时,他仍在上访的路上……家里人等了他三天,实在等不及就葬了。早些时候,五方他娘也曾苦苦地劝过他,说:儿呀,认了吧。胳膊扭不过大腿,咱认了吧。可他不听劝。现在,他娘死了,他也没能见上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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