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畔聚会(2)

　　他们有点奇怪：“你们中国人连这也知道”

　　我说：“这将是我们今天拍的片子的开场白。”

　　这么一来他们当然也不劝阻我们了。

　　我想这就是我们一路见到的各种痴迷者中的一种。迷狗、迷猫、迷手表、迷邮票、迷钥匙挂件、迷老式照相机，他们两位迷得大一点，迷巴黎。

　　但是他们没有走火入魔，一旦沟通便立即放松，这历来是巴黎人的优点，所以塞纳河畔的聚会兼收并蓄，绝不偏执。那些对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贝聿铭金字塔曾经竭力抵拒过的市民，在嘲讽对象的时候也没有失去自嘲能力。他们不像我们常见的那些批评家，批评言论越激烈越不敢正面接触批评对象，而是坦诚得多，越是不习惯越是要去多看，终于在某一天黄昏，他们暗自笑了，不再嘲讽对象而开始嘲讽自己。

　　因此不妨说，真正在塞纳河畔聚会的，是一代代巴黎市民的集体心理。

　　这种聚会也有毛病。

　　在塞纳河畔，聚会得最紧密的地方，大概要数卢浮宫博物馆了吧，我已去过多次，每次总想，这种超大规模的聚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保管也许是好事，对展现则未必；对观众也许是好事，对作品则未必；对几件罕世珍品也许是好事，对其他作品则未必。

　　这虽然是说博物馆，却有广泛的象征意义，不妨多说几句。

　　卢浮宫有展品四十万件，色色都是精品杰作，否则进不了这个世界顶级博物馆的高门槛。但是，各国游客中的大多数，到这里主要是看三个女人：维纳斯、蒙娜丽莎、胜利女神。宫内很多路口，也专为她们标明了所在方位，以免万里而来，眼花缭乱，未见主角。

　　这并不错，却对四十万件其他杰作产生很大的不公平。维纳斯站在一条长廊深处，一排排其他杰作几乎成了她的仪仗；蒙娜丽莎在一个展室里贴壁而笑，有透明罩盖卫护，又站着警卫，室内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杰作，也都上得了美术史，此刻也都收编为她的警卫。

　　像维纳斯、蒙娜丽莎这样的作品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光芒，能把周围的一切全然罩住。周围的那些作品，如果单独出现在某个地方，不知有多少人围转沉吟，流连忘返，但挤到了这儿，即便再细心的参观者也只能在离开前匆匆投注一个礼貌而抱歉的目光。

　　胜利女神的残雕也算是备受尊崇了，雄踞在一个楼梯的平台上，但从她所展现的冲天气势，这个地方仍然太小。可见，连主角也受到了委屈。

　　艺术家已死，他们的作品还活着，而且活到了卢浮宫，这是他们的成功，但他们无法想象，那么多杰作活在一起，相当于几千年来无数个历史名人全都活着，挤在一个屋顶下争奇斗艳、唇枪舌剑，如何了得。

　　由此我想，这种超大规模的聚会得不偿失。当年世界各地兵荒马乱，由一些大型博物馆来收藏流散的文物也算是一件好事；这事又与战争的目的、国家的强弱连在一起，例如拿破仑打到意大利后把很多文物搬到了巴黎，引起意大利人最深刻的痛苦，这又成了一件坏事。时至今日，这些好事和坏事都失去了依据。很多地方有能力保存自己的文物了，那又何必以高度集中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早已过时的权力象征记得去西班牙、葡萄牙一些不大的古城，为了参观据说是全城最珍贵的文物，我们转弯抹角地辛苦寻找，最后见到了，才发现是三流作品。为什么不让这些城市重新拥有几件现在被征集到国家博物馆里的一些真正杰作呢当那些杰作离开了这些城市，城市失去了灵魂，杰作也失去了空间，两败俱伤。这事在我们中国也值得注意，与其集中收藏不如分散收藏，让中华大地处处都有东西可看，而不是只在某个大型博物馆里看得头昏目眩、腰酸背疼。

　　文物是如此，别的也是如此。超大规模的高浓度聚集，一般总是弊多利少，不宜轻试。

　　５

　　卢浮宫已经如此让人无奈，其实它只是塞纳河畔的一个建筑而已，跨出门来，面对的是更大规模的聚会。任何人的精力都非常有限，该如何消受即便聚会到这种程度，也还有缺失，而且是重要缺失。

　　那就是，热闹的巴黎，不容易找到十八世纪。

　　凡尔赛宫竣工于一六八九年，路易十四把王宫迁到凡尔赛宫后，卢浮宫的建造工程也随即停止，也就是说，这两个宫苑都属于十七世纪。后来拿破仑下令扩建卢浮宫，则是十九世纪的事了。

　　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都建于十九世纪。协和广场倒是与十八世纪有关，但它的定型在十九世纪，尤其是作为广场主要标志的埃及方尖碑，是一八三一年从卢克索搬来的。

　　巴黎圣母院早在十四世纪就造成了，后来有过两次大整修，一次是十七世纪，一次是十九世纪，都避过了十八世纪。

　　于是，我们走在失去了十八世纪的巴黎。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法国的最高荣誉理应属于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像是滔滔激流，十七世纪是它的左岸，十九世纪是它的右岸。左岸上，路易十四穷奢极侈，大兴土木，都留下来了；右岸上，经十八世纪的冲击而巍然成型的土地上站立起一个拿破仑，也留下了种种遗迹。结果，难于寻找的恰恰是激流本身。轰鸣声早已远去，河床上一片空寂。

　　这个找不到的激流，就是启蒙运动。

　　路易十四一死，原先积聚在专制王权下沉默的理性力量开始释放。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相继发言，法国的注意力渐渐向他们集中，欧洲的注意力渐渐向法国集中。终于，等来了一七八九年八月的那个《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与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哲学家相比，法国哲学家缺少体系化的严谨，甚至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们更直接地面对社会现实，更切身地投入历史过程，更有效地呼唤广大民众，于是随之而来也就承担更大的名声，遭受更多的麻烦，经历更险的风浪。他们以人类的进步为信仰，以科学理性为武器，切切实实地开拓社会正义和自由宽容的空间，反对特权、蒙昧、迷信，真可谓振聋发聩，深入人心。

　　他们不是由理性而走向抽象思辩，而是走向全社会的思维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制订。就学术文化而言，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他们首先选择了道义责任。正因为如此，法国的学术文化有一种令人陶醉的体温。

　　体温无形无质，却复苏了一个时代；体温无法在塞纳河边留下建筑、大道、碑石，却改变了在那里流连的所有法国人的笑容、眼光和步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