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 列传第一百一十四(4)

　　铎弟鐐，累官至汝州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

　　李绛，字深之，赵郡赞皇人也。曾祖贞简。祖刚，官终宰邑。父元善，襄州录事参军。绛举进士，登宏辞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秩满，补渭南尉。贞元末，拜监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未几，改尚书主客员外郎。逾年，转司勋员外郎。五年，迁本司郎中、知制诰。皆不离内职，孜孜以匡谏为己任。

　　宪宗即位，叛臣李锜阻兵于浙右。锜既诛，朝廷将辇其所没家财。绛上言曰："李锜凶狡叛戾，僣侈诛求，刻剥六州之人，积成一道之苦。圣恩本以叛乱致讨，苏息一方。今辇运钱帛，播闻四海，非所谓式遏乱略，惠绥困穷。伏望天慈，并赐本道，代贫下户今年租税，则万姓欣戴，四海歌咏矣。"宪宗嘉之。

　　时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宠，为神策护军中尉，乃于安国佛寺建立《圣政碑》，大兴功作，仍请翰林为其文。绛上言曰：

　　陛下布惟新之政，刬积习之弊，四海延颈，日望德音。今忽立《圣政碑》，示天下以不广。《易》称：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执契垂拱，励精求理，岂可以文字而尽圣德，碑表而赞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亏损盛德，岂谓敷扬至道哉？故自尧、舜、禹、汤、文、武，并无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烦酷之政，然后有罘、峄之碑，扬诛伐之功，纪巡幸之迹，适足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岂可拟议于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业，举贞观、开元之政，思理不遑食，从谏如顺流；固可与尧、舜、禹、汤、文、武方驾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而自损圣政？近者，阎巨源请立纪圣功碑，陛下详尽事宜，皆不允许。今忽令立此，与前事颇乖。况此碑既在安国寺，不得不叙载游观宗饰之事。述游观且乖理要，叙崇饰又匪政经，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圣恩特令寝罢。

　　宪宗深然之，其碑遂止。

　　绛后因浴堂北廊奏对，极论中官纵恣、方镇进献之事。宪宗怒，厉声曰："卿所论奏，何太过耶？"绛前论不已，曰："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亏圣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尽诚奏论，旁忤幸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与中官，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损圣朝，臣所以不敢不论耳。使臣缄默，非社稷之福也。"宪宗见其诚切，改容慰喻之曰："卿尽节于朕，人所难言者，卿悉言之，使朕闻所不闻，真忠正诚节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须如此。"绛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与改官，乃授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翌日，面赐金紫，帝亲为绛择良笏赐之。

　　前后朝臣裴武、柳公绰、白居易等，或为奸人所排陷，特加贬黜；绛每以密疏申论，皆获宽宥。及镇州节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将用兵讨除，绛深陈以为未可。绛既尽心匡益，帝每有询访，多协事机。六年，犹以中人之故，罢学士，守户产侍郎，判本司事。尝因次对，宪宗曰："户部比有进献，至卿独无，何也？"绛曰："将户部钱献入内藏，是用物以结私恩。"上耸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璀恩宠莫二，是岁，将用绛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为淮南监军。翌日，降制，以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绛梗直，多所规谏，故与吉甫不协。时议者以吉甫通于承璀，故绛尤恶之。绛性刚讦，每与吉甫争论，人多直绛。宪宗察绛忠正自立，故绛论奏，多所允从。

　　上尝谓绛曰："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俗。，尤更崇尚，何也？"对曰："臣闻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专，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谋于卿士庶人，次决于卜筮，俱协则行之。末俗浮伪，幸以徼福。正行虑危，邪谋觊安，迟疑昏惑，谓小数能决之。而愚夫愚妇，假时日鬼神者，欲利欺诈，参之见闻，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异之。近者，风俗近巫，此诚弊俗。圣旨所及，实辨邪源。但存而不论，弊斯息矣。"

　　他日延英，上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绛对曰：

　　臣闻理生于危心，乱生于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尝莅官守，接时贤于外，知人事之艰难。临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鲠上才，动以致主为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励精听纳，故当时名贤在位，左右前后，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内外宁谧。开元二十年以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用事，专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剧，苟媚于上，不闻直言。嗜欲转炽，国用不足，奸臣说以兴利，武夫说以开边。天下骚动，奸盗乘隙，遂至两都覆败，四海沸腾，乘舆播迁，几至难复。盖小人启导，纵逸生骄之致也。至今兵宿两河，西疆削尽，甿户凋耗，府藏空虚，皆因天宝丧乱，以至于此。安危理乱，实系时主所行。陛下思广天聪，亲览国史，垂意精赜，鉴于化源，实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