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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52节(2)

  北平失陷了,他没有动心。南京陷落了,他还照常工作。他天天必匀出几分钟的工夫看看新闻纸,但是他只承认报纸上的新闻是一些客观的事实,与他丝毫没有关系。当朋友们和他谈论国事的时候,他只仰着那平平的脸听着,好象听着讲古代历史似的。他没有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假若他也有一点忧虑的话,那就是:不论谁和谁打仗,他只求没有人来麻烦他,也别来践踏他的花草,弄乱了他的图书与试验室。这一点要求若是能满足,他就可以把头埋在书籍与仪器中,即使谁把谁灭尽杀绝,他也不去过问。

  这个态度,假若搁在一个和平世界里,也未为不可。不幸,他却生在个乱世。在乱世里,花草是长不牢固的,假若你不去保护自己的庭园;书籍仪器是不会按秩序摆得四平八稳的,假若你不会拦阻强盗们闯进来。在乱世,你不单要放弃了自己家中的澡盆与沙发,而且应当根本不要求洗澡与安坐。一个学者与一个书记,一位小姐与一个女仆,都须这样。在乱世,每一个国民的头一件任务是牺牲自己,抵抗敌人。

  可是,牛教授只看见了自己,与他的图书仪器,他没看见历史,也不想看。他好象是忽然由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没有民族,没有社会的独身汉。他以为只要自己有那点学问,别人就决不会来麻烦他。同时,用他的冷静的,客观的眼光来看,他以为日本人之所以攻打中国,必定因为中国人有该挨打的因由;而他自己却不会挨打,因为他不是平常的中国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日本人也知道,所以日本人也必不会来欺侮他。

  日本人,为了收买人心,和威胁老汉奸们,想造就一批新汉奸。新汉奸的资格是要在社会上或学术上有相当高的地位,同时还要头脑简单。牛教授恰好有这两种资格。他们三番五次的派了日本的学者来“劝驾”,牛教授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他没有作官的野心,也不想发财。但是,日本学者的来访,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因而也就想到,假若一方面能保持住自己的图书仪器,继续作研究的工作,一方面作个清闲的官儿,也就未为不可。他愿意作研究是个事实,日本人需要他出去作官也是个事实。那么,把两个事实能归并到一处来解决,便是左右逢源。他丝毫没想到什么羞耻与气节,民族与国家。他的科学的脑子,只管观察事实,与解决问题。他这个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使日本人更进一步的以恐吓来催促他点头。他们警告他,假若他不肯“合作”,他们会马上抄他的家。他害了怕,他几乎不会想象:丢失了他的图书,仪器,庭院,与花木,他还怎么活下去。对于他,上街去买一双鞋子,或剃一剃头,都是可怕的事,何况把他的“大本营”都毁掉了呢?生活的方式使他忘了后方还有个自由的中国,忘了他自己还有两条腿,忘了别处也还有书籍与仪器。生活方式使他成了生活的囚犯。他宁可失去灵魂,而不肯换个地方去剃头。

  许多的朋友都对他劝告,他不驳辩,甚至于一语下发。他感到厌烦。钱默吟以老邻居的资格来看过他,他心中更加腻烦。他觉得只有赶快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造成既成事实,或许能心静一些。

  手枪放在他面前,紧跟着枪弹打在他的肩上,他害了怕,因害怕而更需要有人保护他。他不晓得自己为什么挨枪,和闯进来的小伙子为什么要打他。他的逻辑与科学方法都没了用处,而同时他又不晓得什么是感情,与由感情出发的举动。日本人答应了保护他,在医院病房的门口和他的住宅的外面都派了宪兵站岗。他开始感到自己与家宅的安全。他答应了作教育局长。

  瑞宣由各方面打听,得到上面所说的一些消息。他不肯相信那些话,而以为那只是大家的猜测。他不能相信一个学者会这样的胡涂。可是,牛教授决定就职的消息天天登在报纸上,使他又无法不信任自己的眼睛。他恨不能闯进医院去,把牛教授用绳子勒死。对那些老汉奸们,他可以用轻蔑与冷笑把他们放逐到地狱里去,他可是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牛教授。牛教授的附逆关系着整个北平教育界的风气与节操。可是,他不能去勒死牛教授。他的困难与顾忌不许他作任何壮烈的事。因此,他一方面恨牛教授,一方面也恨自己。老二瑞丰回来了。自从瑞宣被捕,老二始终没有来过。今天,他忽然的回来,因为他的地位已不稳,必须来求哥哥帮忙。他的小干脸上不象往常那么发亮,也没有那点无聊的笑容。进了门,他绕着圈儿,大声的叫爷爷,妈,哥哥,大嫂,好象很懂得规矩似的。叫完了大家,他轻轻的拍了拍小顺儿与妞子的乌黑的头发,而后把大哥拉到一边去,低声的恳切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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