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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 (第2节))(9)



    当我们离开这位同伴后,圣卢微笑着对我说:“这个可怜的布洛克一定要我大显威风。”我清楚地感到,显威风完全不是罗贝尔所希望的,虽然我在当时并不象后来那样确切地知道他的意图,当时,骑兵部队仍然无所事事,他就获准当步兵军官,后任轻步兵,最后就是下文中将要谈到的结果。对于罗贝尔的爱国主义,布洛克并不了解,这只是因为罗贝尔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布洛克只要被认为“适合入伍”,就会对我们发表恶毒攻击军国主义的政治言论,但当他以为自己会因眼睛近视而退役时,他也许会发表沙文主义十足的声明。但是,这种声明,圣卢却不会发表,这首先是由于精神的高尚,使他不能表达过于深邃,但别人却认为十分自然的感情。过去,我母亲不仅会毫不犹豫地去为外婆而死,而且还会因别人阻止她这样做而痛苦万分。然而,我却无法想象她过去会从嘴里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会为母亲献出自己的生命。”罗贝尔对法国的爱也不是挂在嘴上的,这时,我觉得他非常象圣卢家的人(就象我回忆中的他的父亲),而不象盖尔芒特家的人。他不会表达这种感情,也是因为他的智慧具有某种道德品质。聪明的、真正可靠的劳动者,对那些把自己干的事说得十分漂亮并大加赞扬的人们,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当然,我们不是本能地偏爱戈达尔或布里肖那样的人,但我们毕竟对精通希腊文或医学的人们怀有某种敬意,这些人并不因此而允许自己招摇撞骗。我曾说过,即使妈妈过去的一切行动都建立在她愿为母亲献出自己生命这种感情的基础上,她也从未对自己说过这种感情,不管怎样,把这种感情说给别人听,她不仅会感到无益、可笑,而且会感到刺耳、羞愧。同样,我也无法想象圣卢会亲口对我谈论他的装备,他要走的行程,我们胜利的可能性,俄国军队无足轻重,英国将会采取的行动,我也无法想象他嘴里会说出最动听的话,就是最讨人喜欢的部长对站着的热情议员所说的话。这个消极的方面使他不能表达他所感受到的美好感情,然而我却不能说,在这一方面不存在“盖尔芒特家族的思想”的作用,就象人们曾在斯万身上看到这种作用的无数例子一样。因为即使我认为他更象圣卢家的人,他同时仍然象盖尔芒特家的人,正因为如此,在激励他勇敢的许多动机之中,有一些动机并不和他在东锡埃尔的那些朋友的动机一样,这些热爱自己职业的年轻人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饭,他们中的许多人带领自己的士兵在马恩河战役或其他地方战死沙场。

    当我在东锡埃尔时,那里可能有年轻的社会党人,但我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和圣卢生活的圈子没有经常的来往;这些社会党人已经看出,这个圈子的军官们并非是盛气凌人、声色犬马的“贵人”,即“平民”、行伍出身的军官和共济会会员对这种人起的绰号。同样,贵族出身的军官也在社会党人的身上充分地看到了这种爱国主义;我在东锡埃尔时,正值德雷福斯案件轰动全国,我曾听到有人指责社会党人,说他们“无祖国”。军人们的爱国主义是如此真诚、如此深厚,带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他们认为这种形式是不可改变的,并会气愤地看到使其蒙受“耻辱”,而那些激进的社会党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自觉的、不受束缚的爱国者,没有确定的爱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哪一种深刻的现实存在于他们所说的充满仇恨的格言之中。

    圣卢也许象他们一样,已经习惯于把自身中进行的研究和设想看作他自身中最真实的部分,他研究和设想的是最好的用兵方法,以便在战略和战术上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对他来说如同对他们来说一样,他肉体的生命是某种相当不重要的东西,可以轻易地为这个内心的部分——他们身上真正的生命核——作出牺牲,因为在这个生命核的周围,个人的存在只是作为一种保护性的表面才有价值。在圣卢的勇敢中,有一些特征更加明显的成分,人们很容易从中看出在开始时曾是我们友谊的魅力的慷慨大方,也可看到其后在他身上表露出来的遗传恶习,这种恶习与他没有超越的某种智力水平相结合,使他不仅欣赏勇敢,而且把厌恶女人发展到陶醉于同男子进行接触的程度。他有一种也许是纯洁无瑕的看法,即把同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塞内加尔人一起露宿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快感,快感中包含着对那些“洒过麝香香水的矮小先生们”的蔑视,这种快感同他在当松维尔时大量使用可卡因给他带来的快感相比,虽然使他感到南辕北辙,但两者的区别却并非如此之大,而勇敢——正如一种药可以作为另一种药的补充一样——使他克服了这种恶习。在他的勇敢中,首先存在着礼貌的双重习惯,这种习惯一方面使他过分赞扬别人,而自己却做了好事闭口不谈——这同布洛克完全不同,布洛克在遇到我们时对他说:“您自然会给椅子装上藤座的”,自己却什么事也不干——,另一方面又使他把属于自己的财产、地位乃至生命看得微不足道,并奉献给别人。总之,这说明他本性确实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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