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伯父
更新时间:2014-12-30 本书阅读量:次
| 听父亲说，我伯父早期也被人叫做“林大炮”，他喜欢演讲，即使只有一个人听，他也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半天。但这门“大炮”是专门打贪官污吏的——他从小立下宏愿，要为平民百姓、尤其是穷苦人做好事，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县农会主席。他走遍全县大大小小几十个乡镇，只要有穷人被欺负的事他都要管，几乎是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有一年年底，省税务局新上任的局长听说我们这个小镇商业发达，生意“好做”，于是暗中派人来镇上搞突然袭击，把所有商家的账本全部收走，然后按照腊月的生意账推算全年的营业额，计算每家应交的税收，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这小镇每年的生意都集中在年底做，腊月的营业额几乎是全年的一半。如果按此强行收税的话，镇上所有的商家都得倾家荡产。伯父单枪匹马到省城找省政府各有关部门，硬是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得到了省长“复查”的批文，等于彻底否定了税务局长的无理做法。 伯父也赢得了全省商人们的拥护。省商会刚好那一年竞选会长，人们一致认为商会会长非他莫属。要知道，商会是最有“油水”的民间社团组织，有钱有势。而伯父却认为自己比较熟悉农民的呼声，仍然参加竞选省农会会长并顺利当选。这农会平时连活动经费都捉襟见肘，会长相当于乞丐一个，只能到处讨钱，人们都笑他“傻瓜”，而他却乐当傻瓜。 伯父自己掏腰包，加上四处募捐办了一份“农民日报”，大力宣扬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念，写文章设想、探讨如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让所有的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一时议论纷纷，引起全国性的一场大讨论。但伯父也很清楚，在那个时候要进行“土地改革”还不可能，只能循序进行，先实行“减租减息”，减少贫雇农的负担。伯父的许多想法后来在台湾的“和平土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那一年，中央派了一个姓胡的军官来厦门当“接收大员”，这“胡司令”利用职权大发其财，把日伪时代的“公产”和汉奸们的私产大多纳入自己的腰包里。日本人原来在禾山一带向农民强行征用了一大片土地准备建设机场，胡司令把这土地纳入自己的私人财产，更可恶的是向原土地的所有者收取比别人还多了几成的地租！ 禾山的农民们联名告到省农会，省里的知名人士都劝伯父不要管这事，说“这胡司令后台硬得很，而且鲁莽，杀人不眨眼”。伯父不理会这些好言相劝，动身到厦门，立即召开中外记者信息发布会，公开了“禾山土地本来就是现在这些佃农们拥有的”所有证据。胡司令当天灰溜溜地跑了。 伯父后来还特地带着我的父母亲到厦门禾山，指着一块地说：“这是禾山的农民想报答我准备送给我们的，你们看我们是不是要了，全家搬来厦门居住？” 其实伯父是说着玩的，他哪会收农民们看做命根子的土地呢？ 省城有一家“土特产进出口公司”垄断了全省所有茶叶、香菇、木耳、竹笋、各种中药材的买卖，低价收购高价卖出，日进斗金，谁都不敢“染指”这些生意，据说真正的大老板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农民们苦不堪言到省农会申诉。伯父经过长期细致的调查，掌握了这个公司垄断经营和不少非法买卖的事实，把这些真相在省农会创办的报纸上连续登出，终于扳倒了这只省里最大的“老虎”。同一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却败在这“老虎”身上。 古镇有一年发生了一件“海洋大案”——这是这里的人们对人命案的说法，据说是有人光天化日在大街上开枪打死人，杀人者趁着混乱逃之夭夭，长时间未能破案。警察局把镇上几个小混混抓去严刑拷打，结果招出是镇上最有钱的吕贤君指使他们杀人的，于是警察局就把吕贤君抓走了，有可能判死刑。 吕太太找到我伯父希望能解救，伯父到看守所询问那几个小混混，说是在大刑下他们只能转祸于别人，随便招一个平民百姓都有可能被冤枉致死，招个“大富大贵”的人有后台也许能保住性命。伯父找了几个朋友，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吕贤君很快就被无罪释放回家了。 像这样的冤假错案伯父一生中不知纠正了多少！ 父亲如数家珍般地讲了伯父在大陆时许多这样为平民百姓做的好事：“其实我知道的并不多，因为你伯父做了好事从来不想宣扬。” 伯父也因此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全省就他一个人当选，后来又成为“终生立法委员”。 父亲又谈了一件他一辈子忘不掉的往事——那是伯父在中华民国立法院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回古镇老家，朋友们都来我们家“接风”，其中包括几位军人，师长旅长团长都有，突然有人进来对伯父说：“你弟弟今天早上到樵塘村照相，不知为什么被几个农民毒打了，现在身受重伤被抬到医院，正在抢救，还没有脱险。” 伯父唯一的弟弟就是我爸爸，樵塘离小镇只有三公里。伯父立即赶到医院看望父亲，经过调查、询问，才知道打人者把我爸爸错看成另外一个人了，是误打。同行的几个军人气的咬牙切齿，叫嚷着：“我们去樵塘抓他几个来，看看他们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 伯父先是安排医生小心照料父亲，直到脱离危险，然后独自一个人到樵塘，毒打我父亲的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伯父对他们的家人说：“既然是打错了人，认错了就是，请他们回家安心种田吧。” 伯父到了台湾以后，仍然保持着他那不畏强权、为民除害、在官场里铿铿直言的性格，台湾人称他为“黑脸包”——铁面无私的包青天。 他在立委会长期分管华侨事务，被称为“华侨挚友”；曾经当过中华民国驻菲律宾大使，为所有在南洋群岛的华侨们办了许许多多的好事，至今那些老华侨回到大陆时都还在念叨着他的事迹；当教育部长时，率先采用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可免费接受国民教育至国中（相当于初中）毕业，小学生均免试就近入学，让穷苦人有机会成为读书人；还利用立委委员的身份促使整个台湾地区明确规定：学生之学习权、受教育权、身体自主权及人格发展权，应予保障，并使学生不受任何体罚，造成身心之侵害。 伯父一生嫉恶如仇，与所有贪官污吏不相往来，“不拈锅”，是后来的连战、马英九等年轻的国民党人学习的榜样。在他逝世时，严家淦总统为他立碑为志，上书四个大字“谠论流徽”。台湾有部很有名的电视连续剧就是以他的事迹为主线展开的。 伯父一辈子甘心过清贫日子，可谓“两袖清风”，亲友们都别想“拈”他的“光”，在大陆古镇、福州、南京和在台湾的台北当官的时候竟然长期租房子居住——按我妈妈开玩笑的说法，他“害”得我们一辈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直到七十年代初蒋介石动了恻隐之心，在台北阳明山给每一个跟着他“浪迹天涯”的“终生立委”盖了一栋别墅，伯父一家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住进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可是到了两岸可以正常往来时，伯母来到古镇，看到他的两个儿子都还不能“安居乐业”，回去就把阳明山的别墅卖了，卖房的钱平均分给住在台北、芝加哥和古镇的六个孩子，带着在大陆的两个孩子应得的钱来厦门买了两个套房给鄂、源兄弟俩，总算完成伯父生前一个未了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