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军民联欢
更新时间:2014-12-27 本书阅读量:次
| 生产队有几十亩梯田离村里较远，农忙时为了抢时间多干活，队里经常安排全体人员就地午餐，当然是吃“阿公”的，虽说只是“粗菜淡饭”，但对还在饥饿线下挣扎的人们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打牙祭”了！仓管员对我说，如果全是男社员，每人只要吃14两（约430克）大米，有女社员的话，每人就要吃1斤2两（约570克）大米，我不解其意，但实践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问了妇女队长才解开这个谜：原来女社员们在家里吃的都比男社员们更差，又难得吃一顿“阿公的”，一有机会当然要吃到“撑破肚皮”才“放手”。 梯田有许多烂泥地，就象电影和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一样：人不小心踩在上面会越陷越深，如果没有旁人及时拉起的话，是不可能自救的。但“老社员”们却最喜欢利用烂泥地来作弄“新社员”，而且乐此不疲——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陷进去，面对死亡威胁时露出的恐怖，人们幸灾乐祸、狂笑不已、手舞足蹈，比中彩还高兴！我多次被骗，对这种充满低级趣味的“游戏”深恶痛绝。如果是别人被骗的话，我会提醒他（或她）注意，对已经陷入泥地的，我会马上冒险拉他（或她）上来，但这样做势必得罪大多数人，他们觉得“好好一个极其有趣的事”毁在我的手上，有时还会拳脚相向，转移“惩罚”目标。 烂泥地里更可怕的是蚂蝗，被叮上了即使上岸把它揪出来，还要流不少血，据说把蚂蝗“碎尸万段”埋在牛屎堆里，第二天便可在里面看到成千上万个小蚂蝗！ 蚊子也是吸血虫，在这里不管白天黑夜蚊子都咬人，从来不“下岗”，上厕所成了我最惧怕的事：厕所里的蚊子大得吓人——相信“云南十八怪”里“三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菜”在这里也是真的——每一次如厕时屁股都会被蚊子咬得肿起来，人几乎要窒息，走出厕所后还会痒痛半个小时；晚上睡觉时蚊子搅得全家不得安宁，又买不起蚊香，有时实在受不了只能出去爬树采些柠檬桉枝叶回到家里到处甩打或者混合谷糠熏燃，虽然可以驱出一些蚊子，但臭味还是让人难以入眠；有一次我在一片栗子林里除草，被一种小蚊子（蠓）叮得全身肿起来，过了几天才消肿，现在回想起来还会恐惧。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本地农民就不怕蚊子呢？ 据说农民们会用烟草的气味驱赶蚂蝗和蚊子，我不会抽烟，也反对抽烟，但对这里农民们的抽烟过程很感兴趣——他们每一次抽烟都很麻烦，先是随便撕下一小张笔记本或者什么印刷品的纸张，放一点自己在家里切的黄烟丝，认认真真地卷成一个小喇叭后，又要拿出一小块打火石，对着石头摩擦，擦出的火星喷在黄麻杆上，然后拼命吹黄麻杆，吹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直到黄麻杆冒火再点燃烟卷，这时候才开始乐滋滋地享受起来——抽一次烟要二十几分钟时间。我说：这不是太麻烦吗？农民们说：你不知道，这就是抽烟的乐处，我们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其实还有一点，农村五匠到人家家里干活、帮忙，包括现在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抽烟是他们休息的一个合理而又没有人可以阻止的借口。 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带手表，歇工时间不好掌握，惟独在梯田这一片地里劳动时好办——有两个方法可以确定时间：一是不远处有一条公路，只要开往某某地方的班车经过，再过“一拨烟”时间就可以停工吃午饭了；二是只要听到附近部队拉练回来大声吆喝“一、二、三、四”时，我们也就可以跟着歇工了。 有一次我跟路过的一位军人开玩笑说：“你们为什么每一次吃饭前都要吆喝一、二、三、四，是不是这样可以增加食欲、帮助消化？” 那军人（后来我才知道是个连长，那个时期部队没有军衔，官兵不分，很难辨认）笑着回答道：“我们要不这样叫喊的话，你们干到天黑都不知道歇工！”原来他早就知道农民们的秘密了！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玩笑，我竟然同他成了好朋友！后来他的连队跟我所在的生产队成了部队和公社“军拥民、民拥军”的第一个典范！ 其实我同连长交朋友的“动机”很简单——部队经常放映好看的电影，我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然后偷偷告诉要好的朋友一起去看。有几次先告诉小月“晚上有好看的电影”，各自再邀几个朋友，一大群青年结伙同去——那时侯两个人在公开场合还不敢走得太近，其实朋友们大都心里有数，只是不“揭穿”我们罢了。 当农民最难受的是没有零钱花，要赚钱就得想方设法去当民工，象我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即使找到当民工的机会都不允许去。记得队里有个叫做“阿臭”的青年“找后门”终于有机会去铁路当一年民工，他妈妈高兴得把家里腌了一年的一缸咸余柑全部拿到生产队队部给大家分享，感谢社员们给他儿子“发财”的机会！ 有一天连长偷偷告诉我：“杉眉水库库底居民移民即将开始，我们连队奉命调去协助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的保卫工作。据说指挥部还要吸收20个临时工，你们队里有人要去吗？” 那时已经是农闲时节，我到队里一说，几乎所有“劳动力”都想去，虽然队长宣布去水库“赚”到的钱一律充公，去的人记工分（我仍旧每天8个工分！），报名的人还是超过20个，只好用“抓阄”的办法产生20个要去的名额，我当然不用“抓阄”了。“抓阄”的结果7个队委走6个，只剩下一个妇女队长“留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连“抓阄”也做了手脚） 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就在乐东公社附近，即将建成的杉眉水库和水电站是全省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把一个全县面积最大的公社几乎全部淹没，移民十几万，成为政府最头痛的事情。指挥部设在水库中心位置的一个小学校里，部队住东边原来教师们住的宿舍楼，其他人员住西边的教室。 我们这些“临时工”的工作起初是“撬门窗”——移民们刚离开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去把房门、窗门等等木的、铁的“值钱”的东西弄回指挥部的一个临时仓库里，以防被“靠边站”的村民“偷”走。这工作注定要与当地民众闹矛盾，一碰面他们就叫：“鬼子进村了！”——这个比喻倒是非常形象，他们搞“坚壁清野”，我们则实行“三光政策”。为了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损失，指挥部的人们得与“原住民”周旋、斗智“斗勇”。 在指挥部“工作范围”内有两处列为“重点保护单位”：一是民国时全省最大的军阀陈海的“老巢”，他的住处倒也一般，唯一不同的是在他的客厅下面挖出了几百条生锈了的枪支和几十箱子弹，这早已在指挥部的意料之中，但几栋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和军营却让人们大开眼界而又大伤脑筋，为了“回收”比较值钱的钢筋，也为了今后水库里行船的安全，动用了部队的枪、炮、手榴弹、炸药包，同打一次中等规模的战斗差不多，只是没有敌人；二是曾经因为一出话剧《九命沉冤》而闻名中外的大地主陈亮的一排三栋“大厝”（闽南四合院），我在念中学的时候看过这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索的现代话剧，心想这个大地主的房子一定比刘文彩的“收租院”还壮观，进去看了以后大失所望，挖地三尺也找不到什么金银财宝、枪支弹药，“水牢”、“刑堂”等等也是子虚乌有的事，赞叹话剧的作者吹牛之功实在是高！ “指挥部”人员虽然不多，但“官”大——省直单位，“总指挥”据说相当于副专员，是个“南下干部”，山东人，姓张，人很耿直，正派，不贪财。不知为什么我很快就跟他成了“忘年交”，从他的嘴里“挖”出了不少干部堆里的丑闻，同《官场现形记》描写的差不多——原来我以为当官真的是“为人民服务”呢。 张的得力手下——一位姓汪的副总指挥就贪得无厌，我亲眼看到每天找他“批”各种“回收材料”的人们大包小包地送给他东西，他照单全收，从不“客气”。我把此事告诉张总，回答是：“你太天真了”。 既如此，我也就熟视无睹了，常常把人家送给汪副总的礼物拿出来与大家分享——高贵的铁观音茶泡给大家喝，名牌烟给大家抽（我不抽烟，但喜欢看他们吞云吐雾），好酒晚上配花生吃（我也不喝酒，但喜欢闻酒香）。汪副总并不气恼，反正有的是。终于有一次让我看到汪把这些好烟好酒好茶卖给他的一个亲戚——我干的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自己也说不清。 这地方的小青蛙很多，一到晚上，指挥部四面蛙歌，甚是热闹。于是我吃过晚饭就多了一个活动——钓青蛙：只要用一条细绳子尾巴绑上一个蛙腿，在路旁的草丛里走一圈，就可以钓到一竹篓青蛙。这青蛙也有趣，它一看到草丛上方有会动的东西，就纵身往上跳，张大嘴巴含住饵料，死不松口，被人钓去当美味佳肴。 我一面吃着青蛙美食，一面听张总指挥讲青蛙的故事——原来张总的老家山东从来不吃青蛙，张总来南方后，起初不敢吃，后来“经不起诱惑”吃了几回，竟吃“上瘾”了，回老家时到田里钓了一大竹篓青蛙准备煮吃，村里的人们以为他疯了，都来围观。吃完青蛙，他老妈把铁锅洗了十几遍还觉得不够干净！ 指挥部里有一个高个子男青年吴庆，体高将近一米九，而我们生产队来的女青年有一个最矮的叫做黄珠，体高大约只有一米四，指挥部的人们说笑话“要是这两人结合，生下来的孩子不知会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没想到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这两人都不见了，找了老半天才发现他们在附近的河沿下谈起恋爱了！不到一个月两人结婚，成就了一对美满姻缘。 有一天我看到连长和张总在一起，就建议说：“我们来个军民联欢篝火晚会怎么样？”两人都表示有兴趣，其他人更是没话说了。很快地当天晚上就热闹了一回——两百多个人在小学操场上围着用废旧木料点燃的篝火唱歌跳舞，狂欢到深夜。 我和连长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和京剧唱段，记得连长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唱得特别棒。指挥部几个女同胞包括我们队里的清梅、秀美等人也唱得不错，我用口琴给他们伴奏，引起一阵阵喝彩——部队军人叫得特别欢！张总的笑话和几个年轻人临时编排的“小品”也不时让全体参加者笑得前仰后合。到后来附近“靠边站”的居民们也参加到“篝火晚会”中来。 也许是“乐极生悲”吧，连长在晚会临近结束时轻声对我说：“我总觉得好象要出什么大事的样子。”我一个晚上都在琢磨他的这句话，百思不得其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