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科学种田”

更新时间:2014-12-25 本书阅读量:次

农忙还没结束，大队就连续召开3次“以粮为纲、围溪造田誓师大会”，准备“与天斗、与地斗”，“修补地球”。原来这个大队的腹地有一条溪流穿过，由于历史上多次改道，形成一大片寸草不生的沙滩地。1958年大跃进、1964年社教时都有人提出要把它改造成“良田”，因为工程浩大，动不起来，此次趁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机会干一场。没有人敢反对，对于乐西大队几千人来说，这个工程可以同秦始皇筑万里长城相比，甚至更艰巨，而且最终能不能产粮食谁都不敢“打保票”。
我属于第一批“上战场”的“勇士”，到现场一看傻了眼——一望无际、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先要建一条几公里长的溪堤，单单石头就得把远在十几公里外的一座“石头皮山”的石头用尽！沙滩的平整工程量也是巨大的，平整完还要在上面填土，土也得从几公里到十几公里外“搬”过来！须知这些“搬运工作”全部得用肩挑手提——当时整个大队连一辆手扶拖拉机都还没有呢！
有“愚公移山”精神的中国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支部书记已经在“誓师大会”上讲了：“有人说这么浩大的工程要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我们不怕！5年不成，10年；10年不成，100年！子子孙孙干下去，还怕不能完成吗？！”
我的工作是挑沙石，一天十几小时地干（真的是“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照样一天拿8分工分。百无聊赖，幸好有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相伴，才不至于闷死。《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的“主旋律”乐曲我能一个音符不差地哼出来，至于里面的插曲当然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说来也怪，劳动真的可以改造人，这样没日没夜（经常加夜班）高强度地干活，我再也不敢想什么“科学种田”、“高科技农业”了！只想把自己改造成没有头脑的“机器人”，省心！
有一次听到广播里叫喊着：“热烈庆祝范飞治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范飞治当人大代表，我们贫下中农一百个放心，一万个支持！”、“范飞治是毛主席的好干部！”我偷偷问一个大队干部：“这范飞治何许人也？我们什么时候选她当代表了？”对方狡黠地笑着回答：“你还不知道？县革委会主任的情妇，跟陈知笔睡过几次当然有资格当人大代表了！”
这一年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大队都不“放假”，也不许“请假”，不过这样也好，省得为没有钱过年烦心。“围溪造田指挥部”特地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在沙滩上召开批斗会，把原县委书记赵大任抓来批判，罪名是社教时本来要拨给乐西大队“围溪造田”用的款和建筑材料被赵书记“挪”去建县城的一条新街。赵反对“围溪造田”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会半途而废的”，现在把他“请”来看看“人民群众”的干劲有多大！赵大任跪在溪堤上，面对着沙滩上辛苦劳作的男女老少，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然后又高喊：“毛主席万岁！”“人民群众万岁！”
我猜不出赵说的“我有罪”是什么意思，是以前有罪呢还是现在有罪、或者今后有罪？但不管有没有罪，赵书记得留在这里参加“劳动改造”赎罪，白天同样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被关在溪堤附近的一个牛棚里与牛为伴。可怜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竟然沦落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好在看牛的老头出于“人类同情心”，经常偷偷给他一点番薯吃，才不至于饿死。
我同几个不会“打小报告”的回乡青年开玩笑说：“机会到了，你们赶快去巴结赵书记，以后他如果再做官肯定会照顾你们的！”
有一个人回应：“怎么巴结？”
“只要送几个大番薯去，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要知道朱元璋一直忘不了落难时乞丐们给他吃的‘八宝珍珠饭’。”
“那你为什么不去巴结呢？”
“我又不想做官，巴结他干吗？”
（仅仅过了两年，赵书记果然官复原职，很快又升任地委书记，一直做到省人大主任。赵知恩报恩，那位看牛的老头被“亲切接见”了两次，听说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金钱，只可惜他一字不识，要不然也做官去了。）
乡下的夜生活其实并不“贫乏”，每天吃过晚饭到队部参加“政治学习”，“评”工分，实在没事就学唱“革命歌曲”。每个生产队的队部里都有一个小喇叭，除了每天晚上七点整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外，“上头”有什么“指示”都是通过小喇叭传出的，不过小喇叭最忙的是听公社党委书记讲话，这书记名字叫做王霜降——大概是他出生在“霜降”这一天吧，我猜的——爱出风头，喜欢卖弄小聪明，听说曾经念过高中，这在当时可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了。但他的“知识”只是从县里批发再拿来公社零售而已，连最基本的政治术语他有时都没有搞清楚，比如他面对全公社几万人解释“形而上学”这个词，说是“形势大好，上学的人多了”，还有像“人民公社几百年前就有了，比如‘巴黎公社’”、“‘略尽地主之谊’是反动口号，为地主阶级翻案”等等，就被我们几个下乡知青当做茶余饭后的经典笑话。
一天晚上，王书记亲自通知全公社的农民都要到县二中的操场上集中观看革命样板戏，说这是“严肃的政治活动”，不去看就是“现行反革命”。我们早早吃过晚饭，走了五公里到操场，只见黑压压一片都是人，几万人是肯定有的了。几个边远山村的农民翻山越岭走了十几公里，还自带干粮在操场上吃。
听说今晚是“跑片”，不知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观看，王书记在土台上指挥大家唱革命歌曲，一个大队一个大队轮流吼叫，此起彼伏，却也热闹异常。但样板戏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直到半夜时分，小孩子都已经累得躺在地上睡着了。忽然人头攒动，都在说“来了，来了”，我紧盯着进操场的大路，果然有拖拉机“突突突”开过来，只见王书记领着几十个公社干部毕恭毕敬地跪在拖拉机前，迎接样板戏拷贝，干部们赶忙带头呼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又折腾了十几分钟，电影总算开始放映，一看字幕，是《智取威虎山》，还好没有白来一趟，因为这出戏相对来说还是耐看一点。不过，说实在话，刚才那一幕大小官员的“跪接”戏更有看头，比威虎山上的群魔乱舞好看得多。
为了落实“一户一猪、一亩一猪”的号召，生产队买了猪苗让各家各户养殖，还派人帮助盖猪舍。我家也得养一头，但饲料是大问题。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发酵饲料”呢？当时正推广部队叶洪海的“中曲”发酵技术，我嫌麻烦，试着用农村做馒头、米糕用的酵母来发酵稻草、花生藤等，取得成功，就给队里所有家庭讲解推广，后来全大队也都普及这种发酵饲料了。
我乘机“怂恿”几个回乡青年一起搞“科学种田小组”，大队也支持，就派我去省真菌研究所，拿来几个菌种，开始试制“920”（赤霉素）、“白僵菌”（治松毛虫用的）、“青虫菌”、“5406”等等，搞得有声有色，引来附近几个大队都派人来参观学习。接着我又试验用段木种白木耳、香菇，用稻草、牛粪等发酵后种草菇、蘑菇，这些技术现在一般农民都会了，可在四十几年前农民们却把我们看作是“神”——我们说相思树的段木可以种菇，全省的相思木头立马涨价；我们说番石榴树的枝干粉碎可以做各种真菌的“培养基”，第二年番石榴果实都不容易买到了。
我把家里的一角也摆弄成一个小“实验室”——“烧杯”是用缺口的罐头瓶做的，“恒温箱”是用木箱、铁皮和煤油灯自造的，“天平”是用铁板和木棍架的，而“砝码”用的是沙包和小石块（拿去大队医疗所用托盘天平校正重量）……这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级的“实验室”了！几乎一分钱都没有投入！
在这个小小的“实验室”里，我根据自己做的一些实验数据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第一篇论文《高等真菌的综合利用》寄给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办的刊物《微生物学革命》发表，北京为此还“开了专门会议”，“印发专门材料”给各地学习——参加会议的专家们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篇论文的作者是一个十八岁的仅仅念到初中的知青。
《微生物学革命》是我当时唯一看得到的科技刊物，虽然里面充满了空洞无物、政治口号、吹牛拍马的大字报、大批判式文章，但我还是从中找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只是要剔除那么多的糟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1970年第一期的一篇“重要文章”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无敌的》，报道内容是无锡××厂学毛选小组工人“敢说敢干”把国外“资产阶级权威”确定的α-淀粉酶的液化温度从88℃提高到92℃，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71第一期又是一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无敌的》，报道内容还是无锡××厂学毛选小组工人“敢说敢干”把国内“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确定的α-淀粉酶的液化温度又从92℃降低到88℃，又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编辑部可能忘了去年的报道了。这样的报道在那个时候的报刊杂志上比比皆是，随手拈来要多少有多少。
更有趣的是《福建日报》多次报道的福州西湖几次“变迁史”——**前，当时的省委书记觉得省城没有一个公园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就学慈禧太后建北京颐和园的做法，让全市干部、职工和郊区的农民到西郊的一块地里义务劳动挖出一个大坑，把它建成一个有山有水的还算漂亮的公园。**开始后，红卫兵“造反”了，说建公园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建议把它填平恢复原样。农民们也自发去填地变成一块一块的菜园。省革委会成立后，革委会主任又“号召”全省各地派人来福州建设“西湖公园”，又是挖水坑，造假山，种树植草，折腾了两年多，建得也差不多成个样子了。革委会主任调走以后，新来的省委领导说要“以粮为纲”，再一次发动全市工农商学兵把西湖填了种水稻。这每一次《福建日报》的报道都说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到了七十年代末，又轰轰烈烈地调动几万个“志愿者”到省会建设西湖公园了，不过这一次用的大标题换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后话。
农业“科研”搞起来了，“名声”也有了，但我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天天挨饿！白天饿着肚子做实验，晚上饿着肚子写论文。早稻登场的时候，我跟着队里其他社员到生产队仓库分粮食，却被告知我们家还欠生产队几十块钱！
分不到粮食，我问队长为什么，队长说：“根据‘预分’方案定的”。我又去问会计，会计告诉我“‘预分’时每个工分只按1分钱计算”，我们家四个“壮劳力”干了6个月挣得5000多个工分，折算为人民币50几块，扣去买猪苗、盖猪舍还有一些“公摊”费以后已经是负数！
我跑去找大队支部书记，对他说：“我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毛主席不会让我们饿肚子！”
书记被我的“大理论”搞糊涂了，就叫队长先按“口粮”借给我谷子，总算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我还是觉得不对，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欠”队里的钱呢？又去找记工员，记工员很老实，把所有的工分簿都拿来给我看，我指出几户社员的工分“超高”请问记工员，答曰：“他们肥料工分多。”
我算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一头猪一天拉的粪尿折算成工分比一个强劳力干一天还要多！
我又注意到工分簿里有新的笔迹，甚至有涂改的痕迹，就笑着指给记工员看，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借着“昨天有些地方没看清楚”为故又向记工员要工分簿看，一看我们家的工分一下子增加了2000分！笔迹当然也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