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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消灭城镇居民”

县革委会主任陈知笔是个不可多得的乱世奸雄,他的口头禅也是一生信奉的教条是“材料都是人造的”,公开宣称“满清时代做官靠风水,民国时代做官靠狗腿,解放后做官靠奸宄”。据说1964年陈伯达来我们这个县“社教”蹲点时是他陪同,其时他只是县里某科室一个小小的“科员”而已,善于钻营的他充分发挥阿谀奉承拍马屁之能事——有人说他用人参熬汤煮“番薯粥”给陈伯达享用,这一招深受陈伯达的赏识。陈伯达接见各地的红卫兵时曾说过“我在南方有两个狗腿子”,其中一个就是陈知笔。
此公看到全县各市镇大部分居民的“观点”都倾向于“战派”,对自己的“交椅”构成威胁,便想尽千方百计要“治服”这些“刁民”,却都不太“奏效”。看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我们也有两支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甘肃省会宁县城镇191户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和伟大领袖“再一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陈知笔一夜之间想出了一条“彻底消灭城镇居民”的妙计——先是大力宣传“备战备荒为人民”,说是“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在全县狠抓阶级斗争,把地富反坏右资黑一个个分别游街示众几次,接着株连九族,不让做生意,工厂也几乎全部停工,切断所有居民的生路,然后百般威胁所有不“自觉自愿”的人们。
陈派出一个心腹干将名叫“许一贯”的组织了一个工作队来小镇“动员”全体居民“上山下乡”。许表面文质彬彬、笑容可掬,人称“笑面虎”,办起事来却“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短时间内即搞得全镇鸡犬不宁——街道上天天可以看到有人被游街示众,先是批斗像我爸爸这种“死老虎”来“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接着揪斗各种小商小贩,罪名当然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再后来连在国有企业、集体单位工作的职工也开始遭殃。
“侯司令”的爸爸侯起在县供销社的一家食杂店当店员,这食杂店有时候炸油条卖给镇上的居民当早餐。工作队进驻以后让每个人自己写一份“罪状”上缴,否则就没完没了。侯起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犯了什么错,交了白卷,工作队队长把他叫进办公室审问:“你炸的油条用什么包装?”
侯答:“用废报纸。”(当时没有“报纸不能包食品”这种说法)
队长又问:“你上厕所时用什么擦屁股?”
侯答:“也用废报纸。”
“一天上几次厕所?”
“一般是一次,拉肚子的时候好几次也有。”
“那好,每天按两张算,一年七百多张,十八年你总共盗窃了一万多张报纸!”
于是就把侯起抓起来批斗,然后“下放”了。
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做法在古镇里天天上演着,不久镇上所有的公职人员都“下岗”失业了。
由于被惩罚、批斗的人太多,小镇直至今日还流行一种吓唬儿童的有效方法——晚上小孩子哭闹时只要说“笑面虎来了”,小孩便吓得不敢再哭。许一贯则装出一幅大慈大悲的样子,对居民们说:“还是上山下乡好,不愁吃,不愁穿,又不会犯法。”
起初“上山下乡”还打着“知识青年自觉自愿”的旗号,许一贯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新量词——“公岁”。起因是这样的:镇上有个五十几岁还没有结婚的老光棍陈大花,是全镇居民人人知晓的“名人”,绰号“丙花”,也就是我们从小就会念叨的“丙花今年五十七,没老婆不用急”那个“丙花“,镇上几乎天天都有他想讨老婆想疯了、被一些无聊的年轻人骗了的“新闻”和笑话。许一贯骗他说“山区漂亮的姑娘多的是,你到那里一定可以娶到老婆的。”
在填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登记表》时,许在“丙花”的“年龄”一格上填了“29”,填完后对周围的人说“像他这样的人可以按公岁算,1公岁等于2市岁!”从此“公岁”的说法传遍全中国。
很快地,全镇居民百分之百写下“申请书”并“强烈要求上山下乡”了。在周边有亲友可以投靠、该地公社和大队又愿意“接收”的家庭是最幸运的,否则只能到全省最穷的一个县——常田县的山沟里插队落户。我爸爸想起老家乐东公社还有族人,便去碰运气。起初大队、公社都不同意“接收”,因为当地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只有一分多,每年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还要吃国家的“回销粮”。爸爸“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让居委会、派出所写一份“遣送四类分子下乡监督劳动改造”的“勒令”和“通知”,又到县革委会盖了个章,签了几个字,乐东公社一个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干部不知什么“来头”,只好答应“接收”,一家人又一次因祸得福。
我傻傻地高兴了好几天,期待着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一番。直到有一天决定“拍卖”家里唯一一件“值钱”的家具也是传家宝、就是当年我冒着危险保护下来没有被红卫兵抄走、破坏的红木大衣橱,无名的悲哀才袭进我的内心深处。
    那一天兄弟几个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大衣橱搬到操场“拍卖”。操场上人山人海,比“物资交流会”还“风光”,附近农民们都来看热闹,有的也想买点便宜货,四处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我们的衣橱几乎没人“问津”——实在太旧了,不实用。等到中午总算有人“看上”,随便地卖了十几块钱,够“搬家费”了——我们一家全部家当总重量不超过两百公斤,距离又不远,租一个手推车就可以拉走了。
    “大分别”前夕,我和几个平时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们吕培明、黄家喆、戴金水、黄丽慧等在张水晶家里聚会。“最后的晚餐”一结束,大家迫不及待地从各自的口袋里拿出互赠的礼品。张打开我送给他的小笔记本,见扉页上有字,就念了起来:“离乡千里去,何日杀一棋?”几个同学顿时“诗兴”大发,当场做了几首诗词。即兴之作,虽然有的“不合平仄”,不讲究“格律”,其意境却是后来再次“创作”时不及万一的。
我写给众人的“七步诗”是:
谈笑夏日晚,
远别秋风软;
故乡冬无雪,
寒去春又转。
最后一句成了大家临别时郑重的话题:但愿今年冬天分别,明年春天就能相聚;明年聚不了,后年聚;后年聚不了,大后年……(想不到四十几年过去了,大家再也没能全部聚在一起!)在常田县聚也好,在小镇聚更妙。
提到“小镇”,大家心里一沉:陈知笔前几天已放出风声,等居民们一走,就让附近的农民来拆房,把小镇“从地图上抹去”。
张水晶八十几岁的老奶奶听到同学们的议论,又说出她已经重复说过好几次的话:“我是死也不会走的,他们要拆房,就让房子把我压死好了……反正我已经活够了,再活也活不了几年。”
大家急了,看着张水晶,张说:“不要紧,明天我那住在乡下的姑妈会来照顾她的。”
丽慧他们全家要到红梅公社插队落户,虽然离小镇不远,但今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多。我送丽慧一个小小的日记本,希望她写一些“下乡见闻”,扉页上写着:“别了,妹妹!”
不知为什么丽慧不高兴了,托张水晶把日记本还给我。张对我说:“别自作多情了,人家一个千金小姐会看上你这个穷光蛋吗?!”
    第二天拂晓,老太爷竟然动了感情,下起了毛毛细雨(古镇这个季节是从来不曾下雨的),操场上男女老少居民们的哭声和风声雨声交汇在一起,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听了也会掉泪。我送走了张水晶、陈琳、陈秀贞等要去常田县插队落户的所有亲戚、朋友和同学,然后回家收拾“行装”——我只关心那几本化学化工书籍,用一个大麻袋装好,其它“家私”也只用一个大麻袋装就够了。租了一辆手推车,全家人就一起推着车步行十几公里到乐东公社乐西大队种田去了。
陈知笔“消灭城镇居民”的“创举”得到陈伯达的高度赞赏,欲向全国推广。南昌军分区、江西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湖南省革委会等都派了大批人马来小镇“取经”,回去也着手“开展”起来。湖南的行动较快,在短时间内已有几个城镇做好“坚壁清野、准备打仗”的前期工作了。
其时红色高棉的头头们正在湖南的某山区里学习游击战,“消灭城镇居民”的口号和一些做法让他们牢记在心。几年后,他们回老家“解放”了柬埔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