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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表哥之死

已经形成一千多年的老镇自然有它长期存在的道理,这个镇子东边出鱼,西边出米,北面种菜,南面出柴草,农民们不听“红联”的“号召”,仍旧偷偷地把自己出产的东西挑到镇上,换回其它日常用品。这段时间镇上照样熙熙攘攘,生意不但不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红总”声称农民进城交易不必交“管理费”,而税务所和“市管所”的人员原来几乎全部加入“红联”,这一下人去楼空,各种税赋自然也不用交了。
    “围困”不成,“红联”开始组织农民“攻街”,挑起一场又一场的“风波”。有一天上午正是各种生意最繁忙的时候,突然十几个农民拿着“家伙”杀气腾腾地出现在街道上,一时风波骤起,农民们把身上挑的东西全部倒在街道上,双手提着竹筐逃命,有一个农民刚刚买到一担尿水(当时镇上的居民家里都有尿桶,一家人一天的小便收集起来可以卖到一毛多钱,胜过一个童工的工资),听到风声赶快把尿水泼在街上,臭了一条街。后来才知道这队农民是因为买牛时被人坑了,来找牛贩子算帐的。
    但有几次是真的打起来了。我们家就住在离“红联”总部不远的地方,是个“是非之地”,每次农民攻进来都要在我们家门外激战一番。鹅卵石满天飞,把这个地段房屋的屋顶砸得百孔千疮。幸亏那时侯全镇的“房子”几乎是“一体化”的——所有的“墙壁”都是用芦苇杆编制后涂上一层泥巴做成的,一打仗居民们就敲破这脆弱的土壁,钻到邻居家躲避,甚至从街头可以直钻到街尾畅通无阻。最要命的是仗打完了,碰上下雨,又得向邻居家借住。
有一次门外两派打得异常激烈,稍稍平息了一会儿,听到几个农民骂道:“他妈的,这么顽固,干脆放把火把他们全烧死在里面!”
果然不久就听到搬柴草的声音,大家从门缝里看出去,一伙农民真的把柴草堆在门外准备点火。我和几个邻居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前几天刚刚听说有附近有一个县的县城也是因为武斗放火,烧死了几百个老百姓!
    “红总”一听说“红联”要放火烧街,立即组织一队“敢死队”冲出,把正在点火的农民驱散赶跑了。
    两派就这样停停打打持续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听说侯司令带着几百个“铁杆战士”冲出重围,要去部队(驻地)“抢枪”,居民们议论纷纷,都说盘古开天地至今也没有听说军队的枪会被老百姓抢走的。谁料到傍晚的时候,一队人马雄赳赳气昂昂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每个人都挎着或扛着崭新的各种枪支,步枪、冲锋枪、机关枪都有,侯司令则摆弄着一支亮闪闪的驳壳枪!
    表哥偷偷告诉我,是“支左”部队事先把枪支用塑料袋包好沉入池塘,然后通知“红总”去“抢枪”的。原来如此。
    “红联”不相信“红总”有真枪真弹,派了一小队“农民军”进城骚扰,刚冲到街头,就被“红总”的巡逻队用步枪撂倒了几个,急忙撤退。从此不再言“攻街”。小镇居民终于有了一段平静的好日子过,晚上也能安安心心睡个好觉了。
“红总”老大(侯司令)、老二、老三宣布要在同一天结婚,新娘都是“红总”的女干将。连续几天“红总”的大小喽罗们都在忙着“山大王”的婚姻大事。关于这三对恋人在战火中结下“生死之交”的恋爱故事,镇上流传着好几个版本,一个比一个精彩。
侯司令趁机又宣布“大赦天下”——允许“红联”不管“主犯”还是“从犯”都可以自由来去,“新仇旧恨”通通不记。这一招打得陈“狗头”措手不及,“红联”原来居住在镇上的人们本来就很想回家,听到这个消息后再也不理陈“狗头”的劝阻,全都回到镇上。工厂开始恢复生产,商店也全部开张,好象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陈“狗头”看大势已去,很快地就投靠到省里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八派”麾下,“红联”也摇身一变成了“八派”的一个分支。
    “红总”自然不敢“怠慢”,也在短时间里投靠到“八派”的敌人——“战派”旗下,成了“战派”的一支“群众组织”,并加强各路口的戒备,防止“八派”给“红联”运送武器。
    这一天“红总”在镇南面路口用路障拦下了一辆军车,车上下来一个人想把路障移开,突然“乓”的一声巨响,那人应声倒下,脑袋开花。开枪的人名叫“英哥”,事过几个月后我问英哥为什么开枪?英哥答道:“那天我刚好在玩一支新步枪,子弹已经上了腔,我瞄准那人的屁股想试试这枪的威力,没想到竟打在他头上”。死的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可怜他的父母、亲戚们对他寄托了多少期望、投入了多少心血,不到一秒种就这样在古镇的街道上成了孤魂野鬼。
    “八派”说是他们有一个人无辜被“红总”打死,立即把原来准备调往邻县参加武斗的几门大炮搬过来架在与镇子隔河相望的一个山坡上,然后派人到镇上同“红总”交涉,要“红总”交出“杀人凶手”。
    镇里的人们用肉眼就能看到大炮对准什么地方,纷纷逃命。我的邻居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也跟着父母到离小镇不远的亲戚——我的姨母家避灾。临走的时候我表哥来送行,嘴巴还是那么甜:“舅父舅母你们走好,表哥表弟也走好,祝你们平安!”我也说了一句:“表哥你要革命也不要太‘积极’,枪炮可是不长眼睛的……还是祝平安吧!”表哥的眼睛亮亮的,不知道是不是噙着泪水。
    在姨母家听到农民们讲的全是“红总”的坏话,说“红总人”都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跟土匪一样”,连老实巴交的姨父、姨母都认为这是事实。他们还拿出前不久分到的“战利品”,有一匹布,两听猪油,还有一盒饼干,说是有一次大队民兵营长带着全村的“贫下中农”攻到镇上的华侨商店抢到的——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农民军”“攻街”那么积极!
    住在姨母家的第二天半夜就听到镇上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后来夹杂着其它声音,象过年时放鞭炮一样。姨母的邻居们高兴地谈论着“战事”:“八派向红总开战了,红总要完蛋了!”我不管“红总”、“八派”谁胜谁负,担心着姑母一家和其他亲戚、朋友、同学们的安危。
    天亮后不久,有人从镇里带来了我表哥的死讯。母亲一听,急得就要回镇子里去,被姨母一家劝住:“现在还不知道这消息是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你现在回去也没有什么用,兵荒马乱的,再住几天等局势稳定了回去不迟。”可是第二天我的父母还是决定回家,姨母一家也跟着一起到镇里。
    战斗早已结束,听路人讲“红总”是从县里请来救兵——“战派”,赶走了“八派”才重新“掌权”的。刚走进大街,就听见凄厉的哀乐声传来,只见“红总”的人马抬着三具棺材在街上示威游行,上面都贴着“永垂不朽”、“活着紧跟毛主席,死了就见马克思”。不消说,其中有一具里面躺的就是我表哥。母亲一见,眼泪刷刷的掉下来了,嘴上说着:“人死了还这么折腾干嘛!”
    我们先到二姑母家,在门外已经听到里面的哭声。进门以后,大家先哭一场,然后我的表姐断断续续讲了表哥的事情。原来我的表哥在炮声响后不久跑到楼下,再跑几步路就脱离危险了,听见楼上“战友们”的呼救声,他又折回上楼去救别人,已经救下一个,在将第二个伤员背到楼梯口时,一发炮弹在他们的面前爆炸。直到天亮以后“红总”的人上楼才发现已负重伤、昏死过去的他,送到医院以后,姑母和表姐赶去医院,医生说“失血过多救不过来了”。但表哥却还清醒,也知道已经失去了一条腿,对我二姑母和表姐说:“妈,姐,我辜负了你们的栽培……”
    母亲发表她的意见:“人死不能复生,赶紧让他入土为安,不要再让‘红总’瞎折腾了!”二姑母却说:“他是英雄!他应该是烈士!”母亲反唇相讥:“烈士有屁用!能当饭吃吗?”两个人吵闹着,大家赶紧劝架,我拉着母亲悻悻回家。
过了几天,“红总”开追悼会,宣布我的表哥等人是“革命烈士”,把操场边原来竖着“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五十年代已被毁,我小时侯还看到躺在地上的石碑,阴刻的九个大字苍劲有力,听说是十九路军一个军官写的,有人说它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因为它立于“七七”事变前几年)的那块地辟为“烈士陵园”,表哥他们就“安葬”在那里,上面竖着的新石碑也有一行字“革命造反烈士千古!”
不久以后,“造反派”“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质上是“八派”掌权,又把“烈士陵园”毁掉,将这些“造反烈士”的尸骨挖起来埋到镇北的乱坟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