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革命”与吃饭

更新时间:2014-12-13 本书阅读量:次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也不能当饭吃——因为社会动荡，我的母亲不敢再去“偷割柴草”卖钱，就同几个邻居到蔬菜大队买菜挑去十几公里远外的村子里同农民们换番薯，我经常走几公里到路上“接番薯”回家，弱小的肩膀已经能承受一百斤左右的重物了；第二天再挑到集市上卖，母子俩就这样辛辛苦苦每天也能挣几毛钱，或者赚几块番薯作为全家的口粮——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后来“上山下乡”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每一次看到毛语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我都在心里把它改成“世间一切事物中，番薯是最宝贵的……”
我的五弟六弟出生和命运都差不多——都是送人抚养又被退回——六弟三次送人都是因为“不吃不喝”被退回来的，兄弟姐妹总算留下一半。
母亲的第八个孩子——我的七弟出生得真不是时候，竟然在“**”的第一年出来这个世界看热闹！很快地，我妹妹、三弟、四弟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刚出生就要送人抚养——母亲背着我们偷偷把他卖给邻县的一个农民，我和哥哥恨死了母亲。
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哥哥约好，想到七弟的养父母家偷走七弟，正张罗着准备出发，却听到小客厅有动静，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门口往里面张望，只见妈妈跪在奶奶的相片前，流着眼泪说：“娘，新妇（闽南人称呼儿媳妇为‘新妇’）不孝，我知道你恨我，又把你的孙子卖掉了！你的孙子们也都恨我，但我实在没有办法，不卖的话，全家人都会饿死。”
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动“偷回七弟”的念头了。
同我妈妈一起卖菜的一位邻居叫“阿妹”，丈夫是个搬运工人，虽然家庭成份“很好”，但也同众人一样过着苦日子。一个儿子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成了弱智，与我同岁，我初中毕业（已经差点就被“保送”去念大学了）时他小学一年级还没念完，天天跟五六岁的孩子们一起念着童谣、唱着儿歌。我一听到他唱的儿歌就头痛，替他难受。
弱智儿的祖母有一次对我妈妈说：“我的孙子就是永远留级念小学一年级，按现在的政策到十八岁时政府也会给他安排工作的；你的孩子读书读得再好，政府也不会给他安排工作。你这么多孩子以后不知还要吃多少苦呢！”她是非常“现实”的人，黑市上的大米涨价的时候她就骂“臭政府”，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如果大米的价格降到一斤四毛钱就‘光明成气’了”，真要降到四毛钱的时候她就改口：“降到三毛五就‘光明成气’了”。
弱智儿的姐姐陈琦比我大两岁，小学时与我同班，那时候我们常常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中学时虽然不在一起了，但周末回家时还是经常在一块玩。突然有几天陈琦见到我就马上躲开，好像躲避瘟疫一样。我不解，有一次见四周无人，便追上走在前面的陈琦问：“你最近怎么一直躲着我？我得了麻疯吗？”
陈琦答：“我妈说了，你比麻疯还要可怕！”
“为什么？”
“我妈说：万一有一天我要是爱上你，一辈子可就完了！”
我心里想：要是她真的爱上我，我的一辈子才真的完了呢——单单照顾她那弱智的弟弟就让人够烦的。
    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我以为又能安分守纪地专心读书了，急忙带着一个星期吃的、用的物品到学校报到。一进学校大门，迎面走来一队老师，个个蓬头垢脸，手上都拿着锄头、粪箕、竹扫把等劳动工具，唱着“我是牛鬼蛇神”之歌，黄老师看到我还对着我扮了一个鬼脸，分明是说：“I have money，I like money。”我不敢面对着他，低头走过。
    从几个同学的叙述里我基本了解这一个多月来学校发生的大事，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几乎是在十八层地狱里煎熬，已经有好几位老师被斗死或不堪折磨自杀了，最惨的是有一位老师竟然投入学校的夜间厕所里自尽，第二天叫他的家属和其他“牛鬼蛇神”老师把他捞起来继续批斗，说是“畏罪自杀”。
    原来“复课闹革命”是假的，通知全体学生到校是为了“推选”一些同学去北京，据说“毛主席要亲自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们班可以“选”一个，条件是家庭成员和亲戚里不能有“反动分子”。全班一个一个“站队”，全都“不够格”，最后勉强推出一位三代赤贫的侯施恩同学赴京。次日中午，有同学又打听到侯的一位姑父是国民党员，但侯已经起程，追不回来了，同学们非常担心，万一到北京“暗杀毛主席”该当何罪！
过了几天，没等到去北京的同学们回来，“大串联”开始了。有的同学还是想去北京，有的要去井冈山，有的说要沿着红军走过的路来个“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去……我年龄太少，胆子也小，哪里都不敢去，只能回镇上老家。有几个同学去井冈山后失踪，再也没有回来。
镇上的红卫兵组织象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冒出来，起初都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来各种名称出现了，如“捍卫真理”、“毛泽东主义”、“驱虎豹”、“过得硬”、“刺刀见红”、“漫天雪”红卫兵，还有“工人赤卫队”、“鲁迅兵团”、“挺进队”、“特务连”等等，这可乐坏了我的一个邻居黄昆，这位老兄原来是削木屐的，偶尔煮点浆糊、配一些墨汁卖，后来开成印染店，印背心、袋子，“运动”一开始，他便印些语录在原来印校徽的徽章上，旁边贴着翻拍的毛泽东像头，居然也卖出不少，赚了“第一桶金”；用薄薄的铝片冲压出毛泽东的头像（毛主席像章）又赚了不少；后来红卫兵经常“城头变换大王旗”，把“战旗”和袖章上的字洗掉换上其它文字，这更是他的拿手好戏，除了“红卫兵”三个字用“毛体”以外，其它文字都要请我的爸爸书写——我父亲的书法尤其楷书在当时可是全县鼎鼎有名的——黄昆发“国难财”，我爸爸也跟着拈光，“发”一点小“国难财”。
有一次一个红卫兵组织要印战旗“红卫军”，“红卫”两个字有现成的，“军”字一时找不到“毛体”，几个人模仿毛的笔迹在纸上乱写一通，我爸爸写的最不像，黄昆从来不曾写过毛笔字，这一回“涂鸦”竟然涂出“最像”的“毛体草书”文字出来，众人都称“奇”。后来黄昆逢人就讲：“别看我不会写字，‘毛体’我可是一流！”
黄昆偷偷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年轻人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询问毛的草书算“什么体”？总编回答：“这叫‘龙飞凤舞’字。”这年轻人找词典，查出“龙飞凤舞”的意思就是“涂鸦”。
其实那时候“发财”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我的父亲不敢“发”，怕惹是生非，他只敢在春节前几天写几张春联在街上卖，赚点钱过年——我常想，要不是卖春联的话，我们家几十年的春节都不知要怎么过了。
父亲偶尔偷偷代人写家书，“润笔费”随你送多少都可以，穷人家不给也行，我们家还得倒贴纸笔墨汁。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太婆又来“烦”父亲写信，唠唠叨叨地说了半天，我看到信纸里只有寥寥几个字：“母一切均好勿挂，儿在外身体自珍。”但父亲还是按老太婆刚才说的话一句不漏的重复说了一遍，阿婆显得非常满意，末了我的父亲问：“地址呢？”阿婆急忙说道：“我是信女，不是弟子！”显然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这里人信佛很简单，拜佛却挺复杂而又麻烦，成了镇上妇女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佛”在这里包罗万象，观音、土地、玉皇大帝、地藏王、“王爷”、“将军”、关帝爷、关平（这里叫“平爷公”）、周仓、灶君公、财神爷、“康王公”、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海龙王，还有“普度公”、“七娘妈”、各路“仙姑”等等，无所不拜，应该算是各种“民间信仰”的大杂烩，也有点像印度教，万物都是神，都要拜。有人千里迢迢去山西拜关公，有人则每年都要去浙江普陀山拜观音，而且据说要连续三年每年去拜一次，不可间断。
我从小就看到祖母对佛很虔诚，每年三个“观音佛诞日”是不吃荤的，但平时有吃一点荤菜，所以还够不上“菜姑”的标准。我妈妈也虔诚，但没有钱买票乘车、船去普陀山，只能在家里拜拜观音、土地公和我们家几代的祖先。
“破四旧、立四新”轰轰烈烈地展开，镇上有点历史、文化的物品被一扫而光，地藏王宫和关帝宫一夜之间变得空荡荡的——有人听说第二天红卫兵要来“破封资修”，连夜把佛像等转移到哪里去了，庙里庙外贴了许多毛的图片和语录；康王宫本来就已经兼作“文化站”，这一次彻底变成“文化宫”了；镇西北的雪峰寺，红卫兵冲进寺里，把和尚、尼姑通通赶走，给住持广培大师戴上高帽游街，说他“跟尼姑睡觉”，寺院被“改造”成“耕山专业队”，让农民进去加工茶叶；……
红卫兵越来越“革命”，命令全镇的“四类分子”出门时要带黑色袖章，上面印着“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字样，以便“革命群众”容易“辨认”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无情打击”。医院的“挂号单”上面印着“家庭成分”一栏，明明白白告诉病人和家属：“阶级敌人”是不准看病的，这叫“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当然没有人会在这一栏上面填“地主”或“富农”字样，所以其实人人都可以挂号看病。现在有了“黑袖章”就不会有人“混水摸鱼”了。
我爸爸也领到一个“反革命分子”黑袖章，但从来没有带上过——他干脆不出门，在家里看报纸，练书法。幸亏这一段时间没有得什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