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政治魔术
更新时间:2014-12-13 本书阅读量:次
| “上山下乡”并不是1968年才开始的，我的堂二哥鄂在1964年就上山下乡——那时候叫“青年移民”——到闽东屏南县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沟里插队落户，那个地方穷得出了名，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轮流穿是不争的事实。1966年，他们“杀”回城里，把“四面向”的干部们批斗了一番，后来因为没有户口在古镇呆不下去，只好又回到山区务农。 学校每个学期也要组织一次“上山下乡”，只是每次的时间都较短，一般是十来天。我们要交给房东（绝对是“贫下中农”）十几斤大米，换来的是一天三顿“臭番薯皮汤”。同我住在一起的同学们受不了，晚上买饼干来吃，我每次看到他们出去买东西，就赶紧躲在被窝里装睡，听到他们啃饼干的声音，我在被窝里吞口水。终于有一天“偷吃饼干”的事被串门的同学撞见，第二天老师发动全班同学把他们批得全哭了。 房东安排我睡的房间没有一个窗子，也没有天窗，大白天也是黑黝黝的，晚上又没有灯，不能看书。在我睡觉的床后面放着一口棺材，据说那棺材是“用过”的——这里的风俗是人死了以后先要装在棺材里土葬，七年后再打开棺材把骨头装在一个陶缸里重新埋葬。有时候棺材没有腐朽，家人会把它清洗干净搬回家给后人“使用”，据说用过一次甚至两次的棺材更加宝贵。我的理解是棺材的木质好，加上埋葬地干燥而且没有虫。 没法子看书，又没有地方玩耍，只能早早入屋睡觉。由于看过一些恐怖小说，常常会幻想着床后面的棺材里僵尸伸出手来，对我说：“我饿了。”只能用被子蒙着头睡。 最可怜的是同我们住在一家的一位女大学生，每顿“饭”吃的时候都看到她流眼泪——我们忍受十几天还可以，她还要住一年呢。 “支农”最多的还是“抗旱”——不知那时候怎么年年都有旱灾。我们自带粮食和劳动工具到学校附近的村子里，参加各种各样的农务，一分钱都没有拿，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一口，走的时候还经常被当地农民骂：“这些学生仔把我们的工分都挣光了”！ “抗旱”有时候很壮观——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一小块地里干活，到处红旗招展，口号声不绝于耳——连小孩子都懂得这只是为了拍照或者给上级领导们看的。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接龙”车水，十几层的水车一层一层地把水“车”到山坡上，只是为了上面几亩小麦！水车咿咿呀呀地欢叫着，像一首优美的交响乐。 有一次“支农”“抗旱”是到离学校较远的一个山上参加建水库，师生们晚上住在“贫下中农”家里，还要参加大队部组织的“学习愚公移山精神大干快上誓师动员大会”和“批斗‘四类分子’大会”，直到深夜，第二天清早草草吃过早饭就要带上锄头、畚箕等工具爬山到建设工地。如同以前我们见过的一样，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满眼都是“战天斗地”、“人定胜天”、“苦战100天完成大坝工程”等等标语口号，唯独不见任何“安全”、“注意事项”。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小山坡上挖土，用畚箕挑着土下到水库堤坝，看到几百个人分成几个小组用大石头夯坝基，另外几十个人拉着一个巨大的石头轮子在来回压土。从坝基往下看下面还可以看到一个大石轮静静地躺在一条小水沟边。我询问一个老农，才知道前不久这里出了一个大事故——就是下面那个石轮惹的祸——几十个农民拉着拉着，竟把它拉到坝基边上，这边上的土还是松的，大石轮一颠，就朝着几十个人滚下去，后面扶着“轮把式”的老农吓得跑了，当场压死压伤多少人到现在还不清楚。从几十米深的沟底把大石轮“推”上来是不可能的，后来上级又从外地调来一个新的大石轮…… 那一天我们全班同学选了一处比较干净的空地做饭，正当大家围在一起有的烧火有的切菜的时候，四面八方的山上同时爆炸，原来负责炸石头的农民不知道同学们在这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我们吓得都趴在地上，幸亏空地上面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炸飞象雨点一样掉下来的碎石块，四十几个同学竟然没有一个受伤！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大清早起床还没吃早餐就得去田里劳动，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水里，象刀子割一样，很快地男女同学们手脚都出现冻疮了。回校以后，刚好遇上古镇办“物资交流会”，热闹异常，我跑步8公里到镇上，逛遍全场，终于花了三分钱买到一盒可治冻疮的“蛤蜊油”，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买“化妆品”。 我记得自己当时的学习成绩不错，数理化英语都不在话下，数学老师苏国祥第一次给我们上代数课时，刚从省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统配来校的他就给我们做猜数游戏，他先让我们每个人在心里想好一个数字，加上多少，乘以多少，减去多少，再除以多少，减去多少……然后让我们把最后的得数告诉他，他马上可以猜出我们刚才想的是什么数字。猜了两个都对了，我说：“老师，让我也猜猜看。”老师同意了，我真的猜出了几个同学想的数字——其实我在小学里就已经自学了部分初中的数学课程。苏老师显得非常高兴，从此对我另眼看待，有意栽培。 可惜我们班里有几个特别调皮的学生上课时故意在班上捣乱，苏老师有一次劝说无效，竟然流下了两行眼泪——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想一想他当年也就22岁，风华正茂，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学校里当一辈子园丁！ 全省数学竞赛时，我考了全年段第一名，苏老师鼓励我再接再厉自学后面的课程。后来他兼任高中数学课程，安排我到高中班听课，这可能是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此我开始自学高中所有数理化课程，准备提前参加高考。 由于苏老师对我格外的关怀、教导，引起我们班上有些同学的嫉妒和不满，他们不怀好意地在背后称苏老师是我的“义父”，我认了，苏老师也在心里默认了。 物理老师盛启义跟我关系也不错，常常在班上表扬我，把我当做榜样。有一次盛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要每个学生“设计”一个轮胎生产线的“计数器”，本来这个作业很简单，按照书本上的一个草图稍微改一下就行。我竟然花了一个星期天整天，详细地画了计数器及其相关的配件和电路图。作业交上去后，盛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以后会当工程师的，你的设计图差不多可以交给工厂使用了。” 后来盛老师创办了一个“物理兴趣小组”，我参加了。盛老师要我们自己装配一个收音机，我按照设计要求，只花了几毛钱买了一小块“矿石”，一捆铜线，一块磁铁，用空的万金油罐子当耳机，就组装成一台“矿石收音机”，慢慢调节还真能收到几个电台的广播，有时候“不小心”还会收到“敌台”的“反动宣传”，把我们吓得半死。 化学老师关喜敏对我也很关照，可能是我做实验比较认真，能够按照她的要求做好实验，并且常常提出自己的想法，包括实验中观察到各种现象的解释。她有很多想法，比如用硫酸铜水溶液做树叶标本，用硅酸钠水溶液加各种盐沉淀制成“假山水”等等，只有我一个人利用星期天把这些实验做出来交给她。 班主任、教语文课的李果绶老师在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我从省委宣传部调动来学校的时候，临别时给原来的同事们写了一首诗。”说着说着他就把诗写在黑板上，我偷偷地对邻座的同学说：“这首诗水平太低，没有意境，连平仄都不讲究。”谁知道这同学很快就给李老师打小报告。从此，李老师对我也“另眼看待”了。 李老师对写作文有严格的要求，强调每一篇习作都一定要有“开头、叙事、议论、结尾”四个部分，否则就不是好文章，我们同班同学李文才是他的同乡，写字非常漂亮，作文全部按照他这个要求做，每一次都得到他的赏识，经常在班上表扬他，把他的作文当做范文，要我们全班同学向他学习。 我写作文从来就没有“规矩”，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往往是开门见山、平铺直叙，最后也不一定有“结尾”，有时候甚至以省略号结尾。李老师很不喜欢我这种写作风格，所以有时候给我的分数很低，也在班级上不点名地批评过我。我不理他的“忠告”，仍旧我行我素，按我的说法，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在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上，800米赛跑到最后竟然是我们前后两个班主任李果绶老师和苏国祥老师两人跑在最前头！我们全班同学把嗓子都叫哑了——有的希望李老师跑第一，有的则希望苏老师跑第一——我在心里默默祝愿苏老师得冠军。 几位老师几乎在同时宣布我在课堂上可以不听课，甚至不来听课也行。后来我真的很少听初中的数理化课程，有时候到高中的班级上旁听，有时候到图书馆看书。 图书馆管理员袁本溪很快就同我成了忘年交挚友，他每一次都主动给我推荐好书，我最喜欢看的是各种民间传说，汉族古代的所有“英雄人物”、维吾尔族的阿凡提、藏族的巴拉根仓、阿拉伯世界的阿里巴巴都是我的好友，但我看得最“上瘾”的是《十万个为什么》，一集一集的看下去，直到最后一集。这套丛书影响了我一辈子。 有一些数理化和历史的课外读物也是我的最爱，例如《圆和二次方程》、《哥尼斯堡七桥》、《生活中的化学》和一些历史故事等，但我长期借阅的是《趣味数学》，喜欢解书本里的数学难题。 但我的“政治”考试成绩却一直不佳，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学时基础不好——民办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也要设政治课，但没有专职的政治老师，只好请一位姓林的原来教语文课的老教师代，林老师一给大家讲政治术语，同学们就打瞌睡，他竟然想出怪招，说要给大家讲故事，同学们就来劲了。先讲了《林海雪原》，接着讲《烈火金刚》，后来竟讲《薛刚反唐》（我一直搞不清楚这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有一次林老师在课前给我们变魔术看，人人都拥护，后来只要上政治课，同学们都要林老师变魔术。久而久之，我得出结论：政治就是变魔术！ 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老师教的内容与实际完全不符——《半夜鸡叫》这种事我从来就不信，因为我有一位亲戚就是个地主，招聘长工的“唯一标准”是考吃饭，凡是食量小的他通通不要，口头禅是“不会吃饭就不会干活”。 上初中时我们的政治老师姓潘，我觉得他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就讲：“什么叫做‘政治’？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否也！政治就是阶级斗争！” 我还是比较赞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但觉得还应该加上三个字“正确地”——“政治就是正确地管理众人的事”，因为“政”字本身就含有“正确”的意思——虽然我不敢公开说出来。 潘老师有时候会顺便给我们讲历史故事，当他滔滔不绝地讲完“社会发展史”后，我举手提了一个问题：“老师，这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直到共产主义社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 老师回答：“是的。” 我又问：“对所有的民族都一样吗？” “都一样，都要走这条道路。” “那么，西藏是怎么一回事？” 老师想了一下，回答说：“我可以这样比喻：西藏好像是小孩子，汉族好像大人，大人抱着小孩上楼。” “那汉族呢？” 老师回答不出来，说了一句：“你最好少问。” 我终于知道，原来有一门学科是老师叫学生“不要多问”的。 老师让我们周末回家时做个社会调查，询问那些旧社会的工人们怎么被资本家“残酷”剥削，又怎么同资本家作“斗争”的。我认认真真地做了——问了几十个工人，却都告诉我他们的老板怎么疼爱他们，不像现在饿死都没有人可怜。 我有一个邻居以前在一个布行里当伙计，说是有一年临近春节老板还让他到外地去催款，他不得不出差去了，一路上都在想家里今年这个年不知要怎么过才好，回来时刚好除夕，回家一看，家里年货应有尽有，即使他在家也不可能置办这么丰富。家里人告诉他，老板天天都来询问他们家还缺什么，所有的年货都是老板一手操办的。 这样的“社会调查”我敢交上去吗？ “社教”开始了，师生们也得参加学校周边社队的“阶级斗争”活动。南方人的普通话不准，农村的干部们把“社教”念成“邪教”，所以我和同学们一开始都不能理解：好好的为什么要开展“邪教运动”？ 有一次全班去“列席”一个生产队批斗“地主分子”的“小斗争会”，我认为“地主分子”至少也有四五十岁吧，到会一看，被斗的人才二十岁左右，原来他爸爸才是地主，但解放初已被“镇压”。而他的妈妈——“地主婆”——也被抓来“陪斗”。同学们听了老半天才弄明白他的唯一一条“罪行”是：有一位出身贫农且与他同龄的好友曾请他一起去部队驻地看电影，他说“现在的电影有什么好看的！”他的这位“好友”不但“大义灭亲”勇敢地“揭发”了他的“罪行”，在会上打他打得最起劲的也是这位“好友”。 围成铁桶似的人们越斗越激动，最后把这个“小地主分子”五花大绑倒吊起来，但“小地主分子”自始至终不流一滴眼泪，可怜的是他的老母亲一直跪在地上向大家求饶，磕头磕到额头都是血。 同学们义愤填膺，情绪激昂，一次次地高呼口号：“打倒地主！”“打倒地主婆！”“污蔑革命电影就是现行反革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站在我旁边的几个女生叫喊得最起劲，平时那种腼腆、害羞的样子全不见了。 我突然感到恐怖，恍惚看到自己和父母被批斗的情景。因为上个星期六回家时，分明看到离家不远的一面墙上画了一个“四类分子汇报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的爸爸！ 第二天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斗会观后感”，我托病交了白卷。 学校还组织师生们到农村去听老贫农“忆苦思甜”，哭诉旧社会的艰苦日子，但没有一次引起共鸣——同学们天天还在挨饿，旧社会再饿估计也是这个样子！偏偏有的“贫下中农”也不懂什么“政治”，经常讲错，有的发言者骂错对象，竟把眼下受的苦也算在地主富农“残酷剥削”的帐上，有人骂“反动派”搞什么“大跃进”、“一大二公”弄得大家没饭吃，“要不是毛主席给我们分了一点自留地，村里人早都饿死了。”……弄得组织者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