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右派老师
更新时间:2014-12-13 本书阅读量:次
| 学校里有个“大膳厅”，可以容纳一千多个学生和老师同时在里面吃饭，周日晚上还可以放映电影，每个学期放二十片，一张电影票两分钱，购买“长期券”的话二十张只要两毛钱，我和许多同学买不起“长期券”，只能在“大膳厅”外面“偷听”，偶尔花一分钱买张票过过瘾，就这样竟然也学会了那个时候所有流行的电影歌曲，电影里的故事也都能讲出一些皮毛来。 “大膳厅”给所有的同学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一日三餐取饭前的排长队——饥肠辘辘的学生们总是一下课就直奔食堂，想提早一点取到自己的饭罐，经常跟食堂的工友争吵，甚至打架——这样开饭时间就更晚了。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花几分钱到日杂商店买一种很粗糙的陶制饭罐，每一顿吃完后把它洗干净再放进几两大米，加上水置于厨房里的一种木制的大蒸笼里，蒸一个多小时成了“蒸饭”就可以吃了。 大蒸笼脏得很，蒸饭时水蒸气凝成的蒸馏水流过蒸笼变成脏水，进入靠近蒸笼边那些饭罐里的米饭，黄黄的烂烂的难看又难吃，有的同学会把上层“黄米饭”掏掉不吃，我舍不得，每次都把罐里的食物不管稀的稠的白的黄的甚至黑的一粒不剩地装进肚子里去。 细心的同学会在饭罐的底部用毛笔拈点油漆写上名字或做个记号，我没有做，有两次拿错别人的饭弄得非常尴尬，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觉得羞愧。 绝大多数学生一日三餐配的都是家里带来的咸菜，我带的都是咸萝卜。这咸萝卜除了作菜配饭外，我还经常在晚自修后用它泡开水当饭吃，可以勉强骗骗饿得咕咕叫的胃肠，不这样做的话，实在难以入睡。 有一次星期天中午家里来了客人，妈妈破例买了一条咸带鱼，下午我把客人吃剩下的咸带鱼头尾带到学校准备当一星期的配菜，结果当天晚上就被同学们抢着吃光了。第二天我开始当“菜乞丐”——每一顿都要向同学要点咸菜来就饭吃，直到周末。别的同学也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开玩笑说这应该算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罢。 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利用校园的一块空地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再把它们嫁接在一块，硕果累累，但不好吃，卖给学校食堂一斤一分钱，每个同学一次可以分到几毛钱，基本解决了吃菜问题。 三年初中的学费也是我自己挣的——我寒假到食品厂和竹器厂打工（要是现在就不行：童工）；暑假卖冰棒，这种活只有干过的人才能体验它的苦——三伏天大家巴不得躲到阴凉的地方去，而卖冰的人却希望老天爷保佑“再酷热一点”，越热销路越好，碰上阴雨天就糟了，一罐冰棒卖不完就得赔本！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看到前面田野里两条眼镜蛇竖立起来交尾，吓得摔到路边的水沟里，撞得头破血流却庆幸装冰棒的保温瓶没有打破——一个保温瓶的“押金”要十几块，足够一个学期的学费了！ 每个学期初“报名”的时候，我都用一个小布袋装着硬币去交学杂费，帮忙点钱的几个同学很不乐意，说：“只有穷光蛋才交这么多的零钱，害得我们点钱点得多辛苦！” 我反唇相讥：“袋里的每一分钱可都是我自己挣的，你们呢？！” 私立的学校很有人性，每逢春天买了很多蒜头“强迫”学生们吃（我有时买了一点食盐把蒜头腌了做菜配饭）以防感冒；星期天如果下雨，学校让炊事员带着干的大米到每一间学生宿舍里交换被淋了雨的大米，怕学生吃了发霉米生病；炊事员还熬煮非常浓的姜汤抬到学生宿舍“强迫”每一个学生“灌”一大碗——据说这都是远在新加坡做生意的校主特别交代一定要学校领导做的。 学校里有三个“右派分子”，最出名的是教数学的金老师，据说他提出“校长应当由无党派人士担任”，竟想“夺权”，“右派分子”当之无愧。我是因为参加地区数学竞赛得了第一名、听说其中有几个考题是他提出的而去找他的，他建议我“超前学习”，就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我在念初二年时就已经到高中班听课了，初三年已经把高中的数理化全部自学完毕，准备参加1966年的高考——我曾开玩笑说自己是最有资格称为“老三届”的，1966年我既算初中毕业，也算高中毕业，而跟我同龄的大多数刚好小学毕业，学校也已考虑把我“保送”到名牌大学——这是后来才听校长讲的，1966年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校长培养“白专典型”，我算是有幸同校长“并列”上榜了一回。 第二个“右派分子”是教我们生物课的庄老师，其实他应该算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县里好几栋出名的建筑物、包括这个学校的整体设计、甚至还有大桥都是他设计的。不过他教生物也不赖，讲得生动有趣，有许多故事是他的亲身经历。他住在学校男生宿舍楼下的“夜间厕所”旁边，我有时候偷偷去找他也要忍受那臭气熏天的折磨。庄老师不在乎这种待遇，还利用厕所前面的空间养了一大群鸡鸭兔子，饲料就是学校的食堂——“大膳厅”扫掉的残羹剩饭，每个动物都养到七八斤重，有时十几斤，全部送给学校上解剖课用。泉州地区办起“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借他去编写教材，“强借荆州而不还”，学校要他回来也不让来了。直到66年7月，几百个同学硬是到“共大”把他“揪”回来批斗，我才又见过他一面。 第三个“右派分子”是化学老师，姓余。虽然我接触化学较晚，他却成了我的“忘年交”，而且影响了我一辈子。刚上了几节化学课，他就约我们利用周六、周日制作一些化学试剂卖给学校赚钱。“十年浩劫”时偷偷把珍藏起来没有被红卫兵烧掉的化学化工书籍送给我，造就了一个“化工工程师”。 还有几个“准右派”或者叫做“内定右派”，其中有一个是我的英语老师，姓黄。据说他的爷爷是满清最后一个（当然也是中国最后一个）武状元，监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刽子手（监斩官）。他留学过英国，学的是历史，但教的却是英语，可能也是政治原因。黄老师从不备课，每次都是等到“两分钟准备”钟响时才夹着一本英语书姗姗来迟。课堂上给大家讲英语故事，猜谜语，做游戏。记得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My grandmother doesn't like tea，what is she likes？”全班只有我一人得出正确答案，从而得到他的“个别辅导”。 其实“个别辅导”还另有原因：他的女儿黄丹萍与我不但同班，而且就是80年代流行歌里面唱的“同桌的你”——我刚上初中就与她同桌。丹萍是公认的“校花”，美得成为全校女生都妒忌的对象！我很难在她的脸上找出什么缺点来，不过这也是后话，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她，只是听其他同学议论而已。那个时候男女生不喜欢同桌，如“不幸”同桌的话要划“三八线”，我和丹萍没有划“三八线”，而且两个人“臭气相投”，上课时都不大听老师讲课，偷偷在抽屉里做小动作。有一次我在抽屉里钉了两个小铁钉，架上一条钢丝，她在一边弹，我用手指头在另一边跳动着按，两个人的耳朵都紧贴在桌面上听“钢琴”，忘了下课钟响，双双被同学们逮了个正着！其实我很少跟她讲话，三年初中私下里听过她两句话，竟都是“恨”！ 第一次是刚刚同桌不久，有一次丹萍偷偷对我讲：“念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上了中学，却每一次都是你得第一，我只能得第二。我恨你！” 第二次是轰轰烈烈的写大字报期间，我们班里给每一位老师都设了“大字报专馆”，准备给黄老师“设专馆”时，同学们都知道黄老师对我“最好”，逼着我至少得说出黄老师的一条“罪状”，否则就“没完没了”。我想了半天，总算找到一条“罪状”：“黄老师在教我们‘钱’这个英文单词时，拿着5分钱对我们说‘I have money，I like money！’分明是在宣扬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 同学们七嘴八舌又添了几条“罪状”，然后上纲上线，从马恩列斯到毛的经典著作里找了许多语录，记得有马克思的“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有毛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洋洋数千言，把黄老师批得“体无完肤”。大字报最后署下了十几个同学的名字，我的名字排在前头。 当天吃晚饭后，碰上了同桌的她，只有三个字：“我恨你！” 两句“我恨你”就这样伴随着我的忏悔过了好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