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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前序介绍

  前序介绍,让大家对北宋及汴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北宋(960—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建都于汴梁史称北宋。国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并设陪都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河南府西京(今河南洛阳)、大名府北京(今河北大名),与国都开封府东京合称四京。
  后周末帝柴宗训禅位于赵匡胤。赵匡胤即位后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免于出现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这也导致宋朝在对辽及西夏的战争中失败。北宋政权先后与辽、金、西夏对峙。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入国都开封,次年灭亡。共历9帝,167年。
    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战国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金,七朝古都,千年梦华。北宋时期,定为都城,发展达到了顶峰,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汴梁由皇城、内城、外城组成,外城周长50里165步(宋代三百步一里,1步=1。536米),约为46。586华里。人口150余万,相当于今日开封市的三分之一人口。其皇城居中,外为内城,再外为外城。外城为商业区和居民区;内城坐落在外城的中央,亦为商业与居民区,内城与外城之间有一段缓冲地带,以保障居于内城之中的皇城的安全;皇城在内城的中央稍偏西北,不仅是东京城(今河南省开封市)的核心,更是北宋王朝的中枢。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东京开封城的繁华景象。北宋也是继唐代以后科技、文化、艺术发展的又一鼎盛时期,创造了一代灿烂辉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宋文化。清正廉明的包公,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图强变法的王安石,民族英雄岳飞等历史名人,都曾在开封留下光辉的足迹,他们的丰功伟绩,作为民族文化,至今仍在海内外广为传颂。
  虽然宋都汴梁易攻难守,曾令赵匡胤产生迁都之念,但在北宋开国之初,定都汴梁却并非草率之策、错误之举。
  汴梁位居中原,春秋时为郑地,战国时为魏都。隋朝开通大运河,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重地。到了唐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频,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作为南粮北运必经之地,汴梁迅速崛起。赵匡胤建立大宋之际,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交通四通八达,十分便利。而此时的长安和洛阳,由于连年战乱,受到极大破坏,经济凋弊不堪。对于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在京城驻守着庞大军队的赵宋王朝来说,要解决官府和军队的给养问题,汴梁无疑是建都的首选城市。
  汴梁无山川之险,不利于守,却未必不利于攻。以四战之地取攻防要枢,纵横捭阖,无论南下还是北上,进退自由的汴梁城都显得利兵利战。开国之初,赵匡胤为实现统一南征北战,战略上是攻势而非守势,在别人的土地上摆开战场,对自家后院的担心似乎有些多余,定都汴梁仍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五代时期先后为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首都。经历代帝王悉心经营,城市规模宏大。周世宗柴荣修筑外城,使汴梁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守备完善。城内建筑规整有序,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颇具帝都风范。大宋王朝依后周旧制定都于此,应在情理之中。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政权,然后又以“禅让”形式取代后周,兵不血刃,实现了改朝换代。由于追随赵匡胤起家的文臣武将大多为后周旧臣,他们在汴梁安居多年,置下了产业,早已过惯了汴梁的安逸生活。定都汴梁符合多数大臣的心愿,甚至可以说是顺应民心。也正因如此,当赵匡胤接出西迁洛阳时,那些安土重迁的大臣才纷纷反对,以至于使宋太祖在赵光义“在德不在险”的劝说下,不得不对这种强大的习惯势力做出妥协。
  这种妥协,对于开封来说,是福音,是机遇,因为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与鼎盛。可是对于赵宋王朝来说,却是隐患,是灾难,因为它为这个王朝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病根。

  补充介绍下——
  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是为中国最争光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所谓的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宋朝还发展起一门新科学,技术科学。
  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的综合文明有直接联系。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 %。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
  宋朝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是宋代是一个文治社会,一个文人当政的国家。文人治国使许多原本应该施行的政策陷于反反复复的争议,讨论多,做事少,许多良好的政策最后只能保存于一些人美好的想象与繁多的文牍制度中,而在社会上通行的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弊政。这些元人在做《宋史》时就已指出:“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