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天空晴朗无云，香格里拉的院外长廊中，一个中年男子穿着热带风情的运动衫、褐色的宽松裤，脚趿凉鞋，跪在一个差不多人头大的毛茸茸的椰子边，一只手握着一根白色的围栏木桩。这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长着黑黑的头发、高高的前额，戴着金丝边儿眼镜。他好像正在主持一个奇怪的宗教仪式，那木桩则像是刺击的长矛，不断地要扎破椰子。过了一会儿，我果然听到了一声碎裂的响声，是木桩裂开了，椰子却完好无损。
“都看到了吧，”莱昂纳多·凯勒教授的脸上现出一丝胜利的微笑。他把鼻子上的眼镜向上推了推，“我保证突起的骨头比椰子壳更硬。”
“是什么钝器可能导致哈利先生耳后的四处伤呢？”我问，“如果那个老淘金者哈利打盹时，有人偷偷溜进来用镐刨了他四下，那会怎么样呢？”
凯勒摇头表示否定，说：“如果那样，他那倒霉的头骨便会被击碎。”他手中拿着椰子，挨着厄尔·加登在锻铁桌子旁坐下，看着大象喷水池及周围的繁花竞艳的热带花园，鸟儿轻快地唱着歌，一股潮湿的微风轻轻吹过。
我是在黑胡子酒吧里遇到加登的，在那儿，我整个早晨都同几个目击证人谈话。他们是克拉克夫人、爱斯丽夫人以及弗来迪的美国朋友，他们都对遇害者深表同情。这几位证人都坚持说曾于七月九日被带到西苑审问，同时，他们对于德·玛瑞尼所说的曾于上午十一点半被麦尔岑带上楼的说法加以肯定，这与警察所掌握的下午三点的证据相矛盾。
不管怎么说，这样很好，我现在所需做的就是同林道普上校谈一谈此事，如果林道普确认弗来迪所说的时间，我们就不仅要怀疑那中国屏风上的指纹，还要怀疑贝克及麦尔岑他们俩。
我只独享了片刻宁静，身着西式衬衫，打着领带的加登就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向我。他被三名漂亮健美的女秘书围着，就像一名矮胖的狙击手。他在维多利亚皇家宾馆的一个套房中向三个秘书口述日常创作内容、播音稿及正着手写作的小说章节。现在是他们休息用午餐的时间。
“女孩儿们，这位就是我常向你们提起的廉价侦探。”他善意地开着玩笑，“黑勒，你还在躲我吗？你不知道一个好的夏洛克需要一个华生吗？”
“你认为自己扮演的是哪一个角色？”
他在喉咙里咕噜着笑了起来。我邀请他们同我共进午餐——我已品尝了酒吧的独特风味——威尔士酒。
“谢谢你，孩子。”加登说着，挨着我坐下，那三位头发鬈曲、笑声动听的女孩也坐下了，却一句话也不说，就像几个安静的修女。
吃过一点儿东西，闲聊了几句，最后加登说：“好吧，黑勒——让我这样一个老家伙休息一下吧。”他大概只比我大七岁。他又接着说：“就像二手车销售员所说，你可以信任我……你不想让我写到文章中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我都会遵命的。”
“好吧，”我说，把吃光的食物盘子推到一边，对他说：“你是否愿意进行说谎测试？”
他瞪眼咧嘴笑了，表情就像一个小孩躲在窗帘后向外偷看。
现在，加登摆脱了他的女秘书，与我在香格里拉共度了一个下午，一起听凯勒教授对案件的分析。凯勒的研究确有独到之处。
尽管年轻，可凯勒发明了测谎器，那是在一种能测量疑犯血压变化的德国仪器基础上所做的改进。凯勒的仪器对疑犯受审时的呼吸频率、脉博、皮肤电传导性等也进行了监测，更提高了测谎的准确性。
“你们知道乳突炎是什么病吗？”凯勒问我们。
我和加登坐在锻铁桌子旁，桌子上摆着几瓶酒、那个裂开的木桩、椰子以及一些案发现场的照片，照片呈扇形排开，就像一把扑克牌。
凯勒——这位西北法学院毕业的芝加哥犯罪侦察组组长，可以和我的老朋友文略特相媲美，称得上是这个国家中经验最丰富的测谎师；也是一名科技犯罪研究方面的权威。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对象是四处伤口，检察当局声称是为一钝器所致。
“要治疗乳突炎，医生必须用一把凿子击穿骨质疏松之处，”凯勒告诉我们，“甚至包括乳突附近一些有可能感染断裂的较硬的骨头。可那需要极高的技术，而且不可能所凿的每个洞都大小相同。”
“那么像哈利头上的那几个洞是什么所致呢？”
他又向上推了一下眼镜，“一个小口径手枪，最大不超过三八型，但很有可能不是三八型的，更像三二型。”
“那几个洞是枪伤吗？”加登问。
“有人用喷雾枪在尸体上做了手脚，”我说，“以致掩盖了证据。”
“好让我们无法从这些照片中得出正确的判断，”凯勒说着，又展开一些照片，“即便如此，无烟火药也不会留下灰迹。至于这些三角形伤口，是由于子弹在近距离范围内射出造成的。”
我敲着照片上哈利先生头部的四个洞说：“这些是枪伤？”
“毫无疑问。”凯勒断然地说。
巴哈马强烈的太阳光及深思冥想使加登的双眼眯了起来，说：“或许这个老家伙是在正当防卫？”
“很可能。”我说，“我会把这一切都告诉黑格斯的。”
“还是别提这个了，”加登闷闷地说，“如果那样，当局就会有借口对这个案子置之不理。”
“你觉得怎么办好？”凯勒问道。
加登耸耸肩，“让他们说服你的委托人别去威胁死人，如果他们被判有罪，你就把这个证据隐藏起来，以便日后再审。”
凯勒笑着点点头，“那是佩里·梅森的绝招。好吧，我同意你的说法，一味反驳他们荒唐的谎言——四个洞都在头骨最硬处，距离一英寸，属刀伤——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你可以趁这个机会仔细研究一下那个指纹证据。”我说，“你怎么看？”
凯勒挤出了一个笑容，“我想贝克上尉这个指纹专家一定是一名出色的交通警，还没搜遍整个房间就找到了指纹。那三个警察把那个中国屏风抬进大厅时，上面的痕迹还未被抹掉呢！谁知道贝克一天后检查时，上面多了那么多黑爪子印。”
“不用考虑墙上那些带血的手印了，”我说，“因为它们太小了，不会是德·玛瑞尼的——这不能扰乱整宗案件。”
凯勒摇摇头，“让人难以置信，贝克找到了一些带血的手印，却想趁血迹变干前擦掉它。”他看了看加登，说，“你这位新闻记者意识到了吗？这两个迈阿密天才没有化验血型来证实那血是否是属于欧克斯的？”
加登不解地摇头低语，“该死的画蛇添足。”
“不，”我说，“是该死的存心设计。”
加登疑惑地看着我。
“想一想，”凯勒说，他的眼睛放出了光芒，“贝克作为指纹专家被召来，但他携带的只是一个轻便的小手提箱——他没带指纹照相机。”
拍指纹需要特殊的照相机，需要一个可以随着灰印表面移动的透镜，可以紧贴着指纹拍摄。
“没有指纹照相机？”加登说，“当地没有人有这种照相机吗？”
“没有。”我说。“当然，他可以从皇家海军那儿借到……”
“但他没有。”凯勒预感不妙，“他只印出灰迹，拿起来将之挫平……”
“该死的家伙。”加登骂道，怒目圆睁。
凯勒耸耸肩，“在有些情况下，用薄而易粘的胶带也能取样拍照——但贝克身边没有胶带。”
“什么？”加登说。
“他用的是橡胶，”我解释说，“那的确能从原始表面取出印迹样本。”
但在取样的过程中却会对原型产生破坏。
“不管怎样，无论贝克说指纹来自何处，都不重要。”凯勒说着，顺手拿起放大指纹照片。
“指纹不是从屏风上取下来的，我可以按着一摞《圣经》发誓。”
“一本《圣经》就够了。”我说。
“你怎么这样肯定？”加登问他。
凯勒站起来，“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他把我们带到舞厅，上周末，公爵夫妇曾在这儿跳过华尔兹，一个六折的奶白色中式屏风立在哪里。
“但是，那不是……”加登说，“它不是被烤焦的……”
“我查到欧克斯夫人购买屏风的那家商店，”我说，“也买了一块，图案虽不一样，但其它地方完全相同。”
凯勒用一只手摸着屏风，研究着它表面的纹理，另一只手里拿着指纹照片。
“我从这个该死的东西的每个角落都取了样本，每次我都能碰到带木质螺纹背景的印迹。”
我点点头，“假使那放大的指纹是从屏风上取下来的，背景上的圆圈不应是那个样子。”
“花纹不相符。”凯勒边说边轻轻拍着那个中国屏风，就像爱抚一个婴儿。
“那是完全不同于此的物体表面。”．
“他们的指纹是伪造的？”加登问道。
“不，”我回答说，“那只是个替代品。”
作家抱着双臂站立着，就像一个农场主在注视他的农场，“怎么会是这样？”
我从凯勒手中拿过指纹照片，“那是弗来迪的右手指纹，是他们从别处扒下来的绝好样本，昨天我同弗来迪谈及此事
在弗来迪的小牢房里，当我问及他是否在调查时被掌握了什么证据时，他耸肩表示没有。
“噢，我为麦尔岑倒过一杯水，”德·玛瑞尼说，“从一个玻璃罐里倒的。”
“他要你替他倒的水吗？”
“是的。”德·玛瑞尼说，不情愿地点点头，而后皱眉深思。“很有趣，在我倒完水后，那个高个子贝克正远远地站着注视着我，他问：‘一切正常吗？’麦尔岑回应：‘没什么，一切都很好。’”
而一天后，凯勒指出指纹背景中的圆圈可能是压平的水珠……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加登目瞪口呆地问道，“你的委托人被警方骗了，也被温莎公爵的私人侦探骗了。”
我耸耸肩，“这对我来说不是新闻，大约一周前，我在他们威胁目击证人时抓住过他们。”
加登被搞糊涂了，转向凯勒，问道：“教授，你为德·玛瑞尼做过测谎实验吗？”
凯勒看着我，毫无表情地一笑，摇摇头。
“法庭不允许这样做，”我说，“即使我们的目的是考察证据，法律也不允许我们在任何目击者身上使用。”
凯勒露齿一笑，“我多想抓住克里斯蒂的罪证呀！”
“你在浪费自己的才智。”加登几近悲观地说。
我把手放在作家肩上，“凯勒还有很多花样，你已见识到了，他对残留的睡衣碎屑进行过燃烧实验，证实了我们的结论，凶手在现场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
“可我做实验时却损坏了一件昂贵的家具，”凯勒懊恼地说，“我不懂为什么迪安娜女士没有将我撵走，我给你们看看最近的新发现……”
他走到桌边，就是这张桌子，不久前还摆放着炸蟹、鱼子酱。现在，白色的桌布上却散布着一些奇怪但又很眼熟的烧焦的小洞，桌子上放着杀虫用的喷雾枪，一个瓶盖没有拧紧、装着透明液体的玻璃罐，还有一盒做饭用的火柴，有几根已燃尽，丢在一边。
“我找到了你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凯勒有些沾沾自喜地说。
“你指什么？”我问。
“这个喷雾枪同在哈利先生房间里找到的一样。”
“分毫不差。”我说。
“黑格斯说喷雾枪里装着一半的‘灭蝇灵’，就是女佣留下的那瓶。”加登说。
凯勒微笑着拿起喷雾枪，将下面的杀虫剂管拧开，把它放在桌上，然后他做了一个祝酒的姿势举起玻璃罐。
“内特，你的预感对，”他说，“可燃物喷射到地板上，不用说哈利先生，什么都会燃烧……可燃物正如你所料的那样，并不是汽油，而是酒精。”
“是的。”我说，“汽油燃烧会把天花板烧得一塌糊涂。”
“而且还会留下一股很刺鼻的气味。”加登补充说。
“在热带地区，酒精有许多用途，”凯勒不经意地说，拧开玻璃罐安到喷雾枪上，“除了不能饮用外，替自己或朋友涂擦伤处，做灯油，在船上做饭，或者刷油漆……你可以在任何简陋的民居找到装酒精的瓶瓶罐罐。内特，点一根火柴，扔到桌子那边。”
他将喷雾枪一端用手指按住，我手里拿着已点燃的火柴放到酒精中。酒精燃烧起来，火苗呈淡蓝色。
“看着。”凯勒说着，像孩子一样格格笑起来。
他越用力抽，火苗就越大，燃烧的时间也越长。
“你想让火苗到哪儿火苗就到哪儿，”他说，“只要你不停地抽压。”
他停下来时，酒精燃烧后的小颗粒掉了下来，落到桌子上，将桌子烧出了一些圆形小洞，火苗着了一会儿就熄灭了。
“见鬼！”我说。
“看看你的喷雾枪吧。”凯勒说着，把喷雾枪放在桌子上。
我瞥了一眼，喷雾枪的顶端有点儿变黑。我取出一块手绢将它擦干净，现在，谁也看不出，它刚才喷过火了。
“厄尔，”我说，“在你的专栏中不要提及此事……”
他点点头，继而举起一个手指以示警戒，说：“别把此事张扬出去……”
凯勒看着我点点头，我们应该把这告诉黑格斯。加登是对的，当局对谋杀案中的细节误差越多，黑格斯就越容易提出上诉。另一方面，纠正审问中的细节错误对德·玛瑞尼毫无帮助
“先生，我得走了。”我说，“凯勒，迪和南希从天堂海滩回来时，告诉她们我大约七点半回来。厄尔，你想和我散散步吗？”
“我想留下来同凯勒先生闲谈一会儿，黑勒，你呢？”
我说：“我需要在六点钟政府机关下班前拜访一下林道普上校，跟他探讨一下你们所怀疑的指纹问题；我们还需要林道普证实是在上午十一点半，而不是在下午三点半看到弗来迪被问讯。”
我到了林道普的办公室门口，在二楼的走廊里看见了一位当地画家，正戴着帽子，穿着连裤工作服，在林道普上校办公室门上的玻璃上润色“赫伯特·潘波顿少校”这个名字。
“打扰一下，”我说，“这里不是林道普上校的办公室吗？”
“不再是了，先生。”他说，“他搬走了。”
“什么？”
那个人耸耸肩，继续专注于他的作品。
我在希尔斯上尉的办公室门口停了下来，他也不在办公室。我向上尉的秘书询问起林道普的去向，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林道普上校已调到特立尼达了。”那个秘书说，他是一个瘦小的白人，留着撮小黑胡子，神态高傲、目空一切。
“嘴立尼达？什么时候？”
“大概这个星期之初。”
“噢，要多长时间呢？”
“从现在直到永远，”他暗带讽刺地答道，“据我所知。”
几分钟后，我顺着长长的石板路走到乔治大街一头，石阶上的政府大楼就像一大块粉白相间的婚礼蛋糕，石阶一半处，伫立着哥伦布的雕像，他一手按剑，一手叉腰，目视着前方。
台阶顶端，穿过一个水泥平台，一个穿白制服的黑人哨兵站在前门拱道，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同殖民部长事先约好了，蒙混过关。
我推开印有精美的“E”字母以及漂亮的纹饰镶边的玻璃门，走到了一大堆皮箱、口袋中间。
贴着大理石花纹壁纸、挂着浅色窗帘（毫无疑问是伯爵夫人的品味）的高棚门厅处，传来了脚步声，那个我谎称与之有约的殖民部长莱斯里向我大步走来。他的一条腿有些瘸，曾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一战中受的伤。
“黑勒，你是怎么过门岗的？”莱斯里双眉紧锁大声质问道。
“他问我莱斯里是谁，我说我和他很熟。”
对一个四十五、六岁的职业兵来说，这个玩笑毫无意义，那件白色的制服是他身上唯一生动、纯洁的地方。
“如果你仍抱着幻想想见到公爵，”莱斯里说，“那么你不仅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也在浪费我的。”
“这事我一会儿和你谈。现在，告诉我，林道普上校到底怎么了？”
“什么事也没发生，他被调开一段时间。这是政府的命令。”
“但他在审判德·玛瑞尼时会回来，对吗？”
“我不能确定——战时交通是那么糟糕，而林道普又刚刚担任特立尼达警局专员。”
我轻蔑地一笑，“这真有趣儿——在审判即将开始时，一位重要的目击证人却突然从这个小岛搬到月亮上去了。”
莱斯里的下颏同他的腿一样僵硬，“林道普上校确是一名目击证人，他已对此案件所知晓的事做了笔录，他的接替者潘波顿少校可以代他出庭。”
我并不认识潘波顿，他的名字还在林道普上校的门上字迹未干。如果他参加调查，再努力、正直也只是知之皮毛而已。
“谁要走？”我用大姆指指着一堆行李，问道。
他的嘴角挤出一丝笑容：“不是你，是公爵同其夫人。”“什么？别告诉我他们也要迁到特立尼达。”
“他们要去美国旅行。”
我墓地想起，公爵夫人在香格里拉的舞会上曾明确表示，纽约是她青睐的休憩之所。我茫然地问：“那么公爵不会参加德·玛瑞尼的审判了？”
“是的。”莱斯里说，“他为什么要去？”
他把我送到了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