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我从病房里出来，只见菲尔-卡维累里在日光浴室里，不知在抽第几支香烟了。
“菲尔？”我轻轻说。
“啊？”他抬头一看，心里大概就已经全有数了。
事情明摆着，给他一些言语的安慰是不管用的。我走过去，把手按在他的肩上。我担心他会哭出来。我拿得准自己不会哭。我哭不出。我是说，我心头的滋味已经不是这些所能表达的了。
他把手按在我的手上。
“只怪，”他喃喃道，“只怪我已经……”他说到这里顿住了，我就耐心等着。反正，现在还有什么可急的呢？
“只怪我已经答应了詹尼，要为了你坚强起来。”
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十分体贴地轻轻抚了抚我的手。
但是我现在需要一人独处。得去吸几口新鲜空气。最好出去走走。
楼底下，医院的前厅里一片死寂。我所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自己走在油地毡上卡嗒卡嗒的脚步声。
“奥利弗。”
我停下脚步。
那是我父亲。除了问讯处那个女人以外，此时此地就我们两个人。事实上，在这般时分，像我们这样还没睡下的人，全纽约也不多。
面对着他我受不了。我就径直向转门走去。但一转眼他也出来了，就在我身边站着。
“奥利弗，”他说，“你早就该告诉我了。”
外边冷得很，这样也好，因为我已经麻木不仁，需要有点知觉。父亲还在跟我说话，我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听任寒风拍打我的脸。
“我一了解情况，就跳上汽车来了。”
我忘了穿外套；一阵阵彻骨的寒意刺得我都疼起来了。疼得好。疼得好。
“奥利弗，”父亲急着说，“我愿意帮忙。”
“詹尼已经死了，”我告诉他。
“哦，对不起，”他一惊之下，轻轻吐出了这么一声。
不知为什么，我却把刚刚去世的那位美丽姑娘早先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搬了出来：
“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
接着我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这样的事我在他面前都从来没有干过，更不必说在他的怀里了。我哭了。
译后记
一本只有薄薄一百多页的小书，写的是很难标新立异的爱情故事，连书名也平淡无奇（更像个副题），作者又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然而书一出版，却赢得千百万美国人争相传诵，其中颇有一些读者还为男女上人公生离死别一掬同情之泪，甚至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也感动得向社会各界大力推荐。这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单上连续七个多月雄踞榜首、至今累计印数已超过两千万册的小说，后来由派拉蒙公司改编摄制成电影（其实原著本身差不多就是一个现成的电影文学剧本），从银幕上飘出的主题音乐又是那样荡气回肠，优美的旋律不胫而走，竟至被填词成为流行歌曲，风靡了全世界——这便是中篇小说《爱情故事》所交上的如有神助的好运。
名门子弟奥利弗和糕点师之女詹尼，由言语冲突而交上朋友，进而冲破门第观念的阻挠结为伉俪，咬紧牙关自力更生，好不容易在社会上站住了脚。可是，小两口刚过上向往已久的安生日子，正当他们陶醉在如何生个大胖小子的美梦中时，医生告诉做丈夫的：他的妻子患有不治之症。未几，白血病便夺走了才二十五岁的詹尼的生命。在这样屡见不鲜的俗套情节基础上，居然能产生如此不俗的作品，不能说纯属偶然。作者不用很多笔墨着意细描，而是完全让感情来说话。他的文笔简洁、率直，但粗中有细、疏处见密。他的幽默带有清晰的现代标记，迥异于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的风格。这些都已成为现代美国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课题。
小说的背景是六十年代的美国。在彼时彼地，一些青年为了发泄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故意追求颓废的生活方式，纷纷争当“嬉皮士”（蓄长发和奇装异服只是其最表层的特征），甚至堕入吸毒的魔道。这种现象曾引起美国上层“正统派”人士的忧虑。本书男主人公奥利弗-巴雷特第四虽则同代表“正统”的父亲决裂，但他反抗的仅仅是父亲硬要给他套上的“笼头”（“强我所难”、“做应该做的事情”），是巴雷特第三对他的婚姻的干涉。他还是抱着“凡事我总应该名列第一”的家庭传统观念，在考试名次、体育运动乃至拈花惹草各方面惯于无往而不利。显然，奥利弗和詹尼都不是“嬉皮士”，不属于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不赞成过于离经叛道的行为。奥利弗学成以后，延聘者纷至沓来，但是，面对太“野”的诱饵，这对年轻夫妇还是理智和冷静的。尽管巴雷特第四认为巴雷特第三是“石面人”、“没有心肝”，不过，儿子的行为对社会来说完全无伤脾胃，他恐怕也算不得巴雷特家族的叛逆者，所以最后还是扑在他父亲的怀里哭了，说：“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作者这句画龙点睛的话，触动了许许多多处于寂寞和迷惘中的读者的心弦，恐怕也是很能使上层“正统派”放心和告慰的吧。
作者埃里奇-西格尔生于一九三七年，哈佛大学毕业，在校时曾是一位田径运动员。后在耶鲁大学教过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为“披头士”乐队写过电影剧本《黄色潜艇》，还当过和平队全国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除《爱情故事》（一九七○）外，他的创作还有剧本《奥德赛》（一九七五）以及小说《奥利弗的故事》（一九七七）、《男人、女人、孩子》（一九八○》、《级友》（一九八四）等。
舒心、鄂以迪
1996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