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行在欢乐的、兴高采烈地谈论著要去享用的晚餐的大群观光客之间，觉得自己几乎是个无形人。
关于我自己失音的心灵，我决定不告诉任何人。我不愿给别人造成负担。
回到旅馆后用晚餐时，我尽最大努力轻松地说笑，心里很明白，蔡兹早晚会问起那令人痛苦的问题。稍晚，当我们安静地坐在游廊上时，他问道：“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和键盘的重逢啊。”
我右手左右摆了摆，表示“还行”。
他平静地说：“给自己点时间，会恢复的。”
他不明白。他怎么可能明白呢？
默默思考了几天以后，我做出了决定。我应停止悲伤。我不愿给家人带来痛苦。要不是有他们在身边，我可能会从某个美丽的山崖上往下一跳了事。但现在艾伦就要让我当伯伯了。到了不再躲藏在这个幻想的世界中的时候了，这里的景色美得脱离了现实。
蔡兹已经成功地使我相信了菲茨杰拉德①的座右铭（借自乔治·赫伯特②）是对的：生活得好是最好的报复。
①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小说家，20年代美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了不起的盖茨比》为其代表作。
②乔治·赫伯特（1593-1633），英国重要的玄学派诗人，工于格律，全面掌握韵文技巧。
“在你的情况下，”弟弟以在严峻的考验中新获得的成熟补充说，“我开始时会先去过一段平易的生活。”
我想笑一下。在正常社会交往中这个非常必须的面部反映，我还得想法重新掌握起来。
那天晚些时候，我开始按自己的决定行动起来。我把衣服扔进箱子里，弟弟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
“你不是当真的吧，对吗？”他质问道，“你不会真回非洲去吧？”
“啊，看来你还没有大到从哥哥这里学不到东西的程度，蔡兹。这叫做实践诺言。我签了3年的合同，上帝知道，他们非常需要我。我要回到我能做些贡献的地方去。”
他看得出我决心已定，只好帮助我进行重回蛮荒之地的准备。由于一切医疗费用都由国际医疗队支付，而且在我住院期间照付给我工资，所以我们有钱花。因此我给所有的人都买了礼物，包括一瓶给莫里斯的荷兰杜松子酒（常规量）。
只是当我们坐在候机室，听到我的航班最后一次呼叫登机时，蔡兹才激动起来。其实，对他来说，这一定是场极其残酷的精神上的考验，而他一直表现得十分坚强。在我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后，我们之间变得更加亲密了，而他直到此时才有所流露。
我拍拍他的肩膀。
“别担心，蔡兹，我会完整地回来的，我向你保证。”
“上回你就是这么说的。”他苦笑着说。
“我不是完整地回来了吗？替我特别吻吻艾伦。”
我们拥抱在一起。然后，我径直登上飞机，没有再回过头去。
飞机刚一升空，我就意识到忘了给弗朗索瓦带礼物。幸而在开罗转机时有机会纠正这一疏忽，我花了25美元给他买了个石膏的狮身人面像模型。唯一的缺点是，他既不能拿它当烟吸，又不能拿它当酒喝，不过这至少说明我想着他。
当他在电话上听到我说我已经定好了回去的机票时非常高兴，说要来接我。正如他所答应的那样，他在阿斯马拉机场跑道上等着我。
我走下头几级舷梯时几乎感到无法呼吸。这次不像过去，不是进入未知世界的旅行，这次是回到一个过于熟悉的世界中来。
弗朗索瓦一把抱住了我。
虽然我一再抗议说我很健康，很有劲，他还是非要替我把包提到车子边。但他最慷慨的行为是为了尊重目前我那来自瑞士的纯净的肺，忍着没有吸烟。
一路上他几乎对我讲述了所有的事情：人事的变化，甚至连我离开期间发生的最小的事也一件不落。他一次都没有提到西尔维亚的名字，简直是场使出了浑身解数的出色表演。
正如那晚其余的时间证明的那样，她是彻底地、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从所有人的词汇中给抹去了。
“我们很想念你，”令人惊奇的是，弗朗索瓦的口气中没有了往常那带冷嘲的幽默，“只有当你不在这里以后我才意识到你的价值。”
“不管怎样，”他拍了拍我的大腿说，“你回来以后我们就满员了。我设法把候补的那个澳大利亚人弄来了。”
“他怎么样？”
“作为一名医生他是第一流的，作为一个人却是零。显然，传说在大洋洲谦逊并不多见是个事实。他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具有非凡的魅力，但在他到来的时候丹妮斯在感情上已十分脆弱，她相信自己的祈祷全在他身上应验了。要不是这样，他的自负就会死于营养不良。其实，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人去恨对士气十分有利。”
照例，弗朗索瓦的社会观察切中要害。
大家在等我回来，都没有睡觉。他们准备了当地产的圣乔治牌啤酒，某个大方的人还把最后四分之一瓶免税威士忌贡献了出来。
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前来和我拥抱，只有一个健壮的大个子除外。他只是伸出只猿猴般的手，用十足的澳大利亚口音介绍了自己。
“小杜格·梅特兰。”他宣称道。（好像我有可能认识老杜格·梅特兰似的）“太遗憾了你受伤时我不在，老兄，”他“谦虚”地说，“不然我可以当场给你医治。”
“啊，”我问道，“你是脑外科医生吗？”
“不是，是矫形外科。不过我对脑袋很熟悉，从我所听到的，你的伤不算重。不管怎么说，老兄，欢迎你加入进来。”
等等，我心里在想，这话该我说。是不是他现在觉得自己比我先来这里？弗朗索瓦想必把候补名单挖了个透才找到了这么个角色。
看见大家真高兴。连沉默寡言的马尔塔也给了我大大的一个吻，艾达也是如此。我给她买了香水，她特别感动。
然而我还是做到了从苏黎世旅行几千英里，而没有去想在终点真正等待着我的是什么。
我不在期间，弗朗索瓦没有改变宿舍安排。他们给了我一个电筒，吉勒斯帮着我把东西拿到了11号棚屋。他把我送到门口就走了，我独自进到屋子里。室内有一股霉味，不过可能以前一直就有。我过去住在这里的时候，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气候上的细微特点。
我用手电照了照床，床上一条浅色的床单，叠好的毯子放在脚头，铺得很整齐。仅仅3个月前我们还一起在此***，而现在我却孤零零地独自一人，好像她从来没有存在过。我身不由己地来到当时匆匆为我们做成的衣柜旁，拉开了右边的抽屉。我的衣服和我离开前一样，原样未动地放在里面。我拉开了左边的抽屉，她的衣服也在里面。消失了的只是她的心跳，她的声音，她这个人。
今晚我将怎样在此入睡？
回答是——很难。
我不在期间，组里的人际关系有了新发展。看来，我们的澳大利亚同事是带着比他的自满更为强烈的权利感加入到我们中间来的。他几乎立即就开始游说，为自己和丹妮斯争取11号棚屋。（“见鬼，”他争辩道，“那地方空在那里，他们两个人谁也不会再回来了。”）
弗朗索瓦的回答是：“等我相信他们不会回来之后，我再考虑重新分配的事。”
小杜格·梅特兰初来时被分配和可怜的吉勒斯同住。至少这造成了一种文化冲突。在他和丹妮斯热情高涨之时，好像总是挑最不方便的时候让吉勒斯离开，或者用杜格的话说，“去找你那宝贝渡渡鸟去”。
我立刻提出搬回我的老地方去，但弗朗索瓦很坚决。
“这样做不能给那个澳大利亚人任何教训。不过如果你真想帮助吉勒斯，要是你让他到11号来和你同住就太好了。”
“没问题，”我说，“我不愿意让那个大洋洲的家伙得意。”
结果是，双方都认为自己胜利了。弗朗索瓦私下对我说，这是当好领导的秘诀之一。
自然，要给吉勒斯清出衣柜来。这就使弗朗索瓦有权利把西尔维亚的东西分发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
没有多长时间，我就重新适应了那一套常规。病人不同了，但得的病没有变，仍旧有如此多的不必要的痛苦。
我们的许多病人仍在死去，而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本可以当场给他们治疗，他们回去后还可以长久地活下去。
一天晚上，我们坐下吃晚饭前，弗朗索瓦把我挤到一边对我说：“对了，马特，明天是星期二。”
“很高兴听到这一点——特别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如果明天不是星期二，我就要担心了。”
“得了，马修，你知道莫里斯和我每个星期二下午要干什么。”
“啊，对了。”我突然记起来了。“是白内障手术日，对吗？”
“对，我希望你来帮我们。”
“你这种手术做了也许都有一千次了，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起帮手来了？”
“从这以后。”他把手伸在我面前，我清楚地看到指关节部肿了。如果不是最近肿的，那就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看来情况不妙。
“可能是什么问题？”我问，同时礼貌地给了他保留他不想讲的细节的可能。
“来吧，马修，诊断一下。看上去像风湿性关节炎，实际上也是。”
“啊，真糟糕。”
“没关系。我已经有了时间去习惯这一点。幸运的是，我喜欢教书，坦白地说，我已经在盼望看到巴黎明亮的灯光了。同时，在这里也有现成的解决办法。”
“什么办法？”
他看着我的眼睛，笑着说：“你，我的先生。从明天起你开始接受训练，好接替我做白内障手术。”
“杜格不会喜欢的。”我说。
“哦，我也不喜欢杜格，所以我们两清了。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手术，我们的组织向来训练非外科医生专门做这一项眼科手术。别担心，不会让你做角膜移植之类的事的。”
我不知道应做出什么反应。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我知道对于像弗朗索瓦这样的人，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十分困难的。
“马修，你为什么一副难过的样子？”他责备道。
“呃，我知道这可能使你吃惊，可是我实际上很喜欢你。”
“谢谢，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告诉别人。我不愿失去我的形象。”
“见鬼，没有你我们怎么办？”我说。
“会办得很好，我想。你会成为第一流的领导的。”
那晚，我脑子里带着完全不同的思绪回到棚屋里。前一天我还在为自己难过，今晚我有更有意义的事要想：
为弗朗索瓦难过。
白内障可能是世界上致盲的最大原因，也是造成最大工作量的疾病……此病在不发达世界的盛行可能与高日照水平有关……
我无法入睡，便溜达到那空空的饭厅，热了一杯头晚剩下的带咸味的咖啡，开始为我即将从事的手术阅读材料。
在厄立特里亚这类地方，白内障的发病率至少是欧美的20倍。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哪一支称职的到未开化地区去的医疗队会没有一名有能力的（哪怕没有获得执照）外科医生的原因。
次日，弗朗索瓦又是那副粗暴尖刻的老样子了，没有一丝自怜。我敢说，他意识到我正用新的眼光在观察他，不仅把他作为一个医生，而且作为一个领导在研究。正是在力图想像这工作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才明白他的任务是多么令人难以相信地困难和复杂。
就手术本身而言他没有说错。整个过程用了也就30分钟，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切口并不复杂，但要求很精确。尽管如此，在我协助他的过程中我开始明白，弗朗索瓦为什么自己决定退下来，这使我更加尊敬他。
下一个星期二，我用自己的双手使5位盲人复明。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经历。一位老人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孙辈们。一个妇女看到了她长大成人的儿子，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想想看，弗朗索瓦做手术时，每一个星期都能有这种经历。我无法压下这个想法：他不能再继续从事这一工作，会感到多么难过啊。
一等他正式把手术完全交给我做，马上就流言四起了。从社会地位上说，我两头搭不着：既不是“卒子之一”，又还不是个司令。
唯一一个和我在一起似乎感到自在的人是吉勒斯。他又成了我的同屋，快乐得像只百灵鸟（这只是个比方）一样。
眼看我就要成为重要人物了，这时我得到了一盏煤油灯，以便我能在晚上工作，这使得人们羡慕不已。（我毫不怀疑杜格明天上午就会要求也有一盏。）自然，灯光使得吉勒斯也有可能继续他的乌类学方面的研读。
一天晚上，我正在翻阅一些病历，吉勒斯正埋头于鸟类研究时，我在摇曳的灯光下看着他的脸，突然觉得他好像有点不一样了。渐渐地，我惊奇地意识到，他——不像所有其他在这片荒漠中心漏水的救生艇上的人——比过去快活了。
“告诉我，是不是仅仅因为不再有那个愚蠢的澳大利亚人纠缠你的缘故？”
“你在说什么呀，马修？”
“我不在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呃，”他哼哼哈哈地支吾道，“我短期休了一次假，飞到肯尼亚去了。”
“啊，你在那里有朋友吗？”
“实际上是有的，曾经和我父母一起工作过的一些人。”
“他们做什么工作？”
“我的父母是传教医生，很久以前我还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不过在他们去世前我也大都是和叔叔婶婶一起在法国生活，只有他们体探亲假时我才能见到父母。我无法理解他A］为什么把我丢下。然而，当我终于去拜访他们的朋友时，他们告诉我母亲离开我有多么难过。在所有那些年里，我甚至从来没有想到她会想念我。”
他放下书，摘下了眼镜。
“他们是在50年代的茅茅运动①中死去的，从那以后我一直怀恨在心。那是在我来到这里之前。现在我正在做着他们所做过的工作，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献出自己的生命。”
①茅茅运动，肯尼亚吉库尤人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主张以暴力推翻英国在肯尼亚的统治。其领袖乔莫·肯雅塔后成为独立肯尼亚的总理。
“我去参观了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在他们的墓上放了鲜花。”他停了片刻，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平静地说：“实际上，我打算等我在这里期满后到肯尼亚去，继续他们的工作。”
他向我吐露了内心的秘密，我十分感动。这时，他大起胆子提出了一个问题。
“马修，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常常在想这件事。”
“什么问题？”
“是关于你那小小的钢琴键盘的。”
这个问题早晚会被提起的。
“怎么了？”
“我再也没看见过你弹它了。你是不是为了什么原因放弃了——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话！”他胆怯地补充道。
“不，没关系，”我谎称道，“我就是没有时间而已。”
看得出来，他并不相信。
“大家说你弹得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我想是的——从前是这样。”
他意识到我不愿进一步打开心灵之门，但当他上床后翻过身去时，他抑制不住地说了声：“太遗憾了。”
“太遗憾什么？”我感到有点不自在，问道。
他转身看着我，没戴眼镜，显出一副近视的样子。
“我曾经在一个伟大的钢琴家演奏时在同一间屋子里，可是却连一个音符也没有听见。”
从几个月前弗朗索瓦告诉我让我负责一切以后，我时不时会产生阵阵怀疑，不知没有弗朗索瓦这个活百科全书在旁边，我是否能够胜任。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几乎有点盼着他离开，我好实施一些我的新想法，特别是我已经考虑了很久的公共卫生项目。
在正式接手前一周，我特意和每一个医生都谈了一次心。我对他们保证，除非他们自己要求，他们的工作不会有任何变动。（和往常一样，梅特兰是个例外。他要求做白内障手术，我没有同意。）知道队员们很喜欢我被选中做领导，我心里挺高兴。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保证帮助我度过最初的困难日子。他们是一群了不起的人，实地经历更加提高了他们的献身精神。弗朗索瓦当初挑对了。
乘机离开的那天，头儿不愿意大事张扬，坚持要诊所和往常一样开门看病。只有我和一个司机可以离开，送他去机场。头天晚上，我们不理医生的命令，喝了许多劣质威士忌。他可以把我们第二天因饮酒过度引起的头疼解释成对他离去感到悲伤的表现。
以后的18个月是建设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弗朗索瓦作为我们在巴黎的代表，证明是大有好处的。他离财源近了。他以熟练的外交手腕设法给我们搞到资助，购置了——早就该安的——门诊室的空调。
他在我那有着堂皇的名称的公共卫生运动的资金筹集上做出了奇迹。我决意要为这些长期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民留下一点永久的东西，一种基准尺度，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决定在我剩下的时间里，给所及之处的每一个儿童做天花和小儿麻痹的预防接种。
根据我的记录，到我离开时为止，我们给将近4万名儿童做了预防接种，还培训了24名护士，建立了两个流动医疗站，进行基本卫生教育。
渐渐地，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一家人，尽管我内心没有准备，仍不得不充作家长。那年，我们按东正教的日期，作为艾达村子的客人在1月7日庆祝了圣诞节。我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各种作料齐全的“齐吉尼”。
有趣的是，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个人脱逃。杜格·梅特兰，这个人猿泰山般的澳大利亚人受不了啦。他履历表上的墨迹刚于，气候就奇怪地影响了他打橄榄球落下的老伤。很快，老伤就变得和他这个人一样不可忍受。尽管会给我们的工作日程带来很大混乱，而且他只提前了半个月通知我们，我还是让他走了。
他以特有的狡黠提醒我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听着，伙计，我已经在这个鬼地方服过役了，我指望着你好好给我写上一封推荐信呢。”
我希望他一直永远指望下去。
而他的骤然离去意味着我得像牧师般做丹妮斯的工作。我强调那个夸夸其谈的脓包根本配不上她，以此来安慰她。
“我们的关系没有结束，”她勇敢地抗议道，“我会去墨尔本看他。”
“当然。”我说，尽量使自己的话听起来可信一些。
吉勒斯高兴得死了都情愿。他已经把他的好消息告诉了头两个来吃早餐的人，他一看见我就开始拼命招手。他脸上那胜利的狂喜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
“我看见它了，北方秃朱鹭，今天早上我看见它了！你能想像出我的感觉吗，马修？”
“不能，”我老老实实地说道，“但你是最应该看见它的人。祝贺你。”
在厄立特里亚，似乎任何事物都不会终结。旱灾是1968年开始的——已经10年了——看来好像会永远继续下去。同样，内战势头毫无减弱之意。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已从1978年俄国的袭击中恢复过来，但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一方丧失了斗志，或者冲突会在可见的将来得到解决。饥荒仍旧是生活中不可改变的事实。
这种没个头的局面终究影响了我的队员，在他们看来，早上病人的队伍永远是那么长；也影响了外伤队的队员，他们仍在日日夜夜地从受伤的战士身上取出子弹。
到了又一个圣诞节时，我看得出来，人人都在梦想着回家了，就连我也越来越厌倦于又得给别人打气、又得给自己鼓劲的局面了。
合同快到期时，没有一个人来续签（如果不算吉勒斯的话。他反正要到肯尼亚去继续这种工作）。
从我们在瑞士一起生活时起，我的弟弟就学会了如何显得并没有争论而在和我的争论中获胜。他看出我的心理钟摆这时正摆向利他主义，便一次也没有借助家庭——包括我的小侄女杰西卡在内——作为可能把我吸引回家的理由。
他的做法是，指出新的基因科学和我正在进行的预防医学项目间的微妙联系。
“想像一下吧，”他在信中写道，“有朝一日，我们用不着再考虑治疗像糖尿病之类的疾病了，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了。我们用不着去为缺乏胰岛素的人生产人工合成胰岛素了，新技术可以修补人体内的基因，使它们自然产生胰岛素。难道你不愿参与到其中去吗？”
我又上钩了。
我猜，当我让蔡兹给我寄更多的材料来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上了钩。
合同期满前的6个月中，我向许多大学提出读微生物学博士的申请。我特有的野外工作经历显然给了我申请的这些学校一个好印象，因为他们全都接受了我。
我决定去哈佛，纯粹是为了省得当了医生后老得向人解释我为什么没有上哈佛。在那里，我有幸师从迈克斯·鲁道尔夫和他的接班人亚当·库珀史密斯。
我离开的前一晚，我们举行了传统的纵酒狂欢，大家发表些嘲弄性的讲话，进行伤感的告别。我已经感到了留恋之情，但尽量不表现出来。
第二天的航班非常早，我不会有时间和那里最重要的人——病人——好好告个别。因此，我收拾好行李捆好书以后，就漫步走到等着第二天看病的人的各个营火堆前去。
这时我的埃塞俄比亚语已说得差不多和英语一样好了，可以和他们互相说俏皮话。我认出了我给她看过病的一个孕妇，她的第一个孩子死于痢疾。
我祝她在这个孩子身上有所有的好运气。她感谢我的好意。我和她吻别后走回了棚屋。
吉勒斯正焦急地等待我回来。
“喂，马修，你看，你差点忘了这个。”他举着我那无声的键盘说。
“没关系，”我说，“我不需要它了。”
“可是我们拿它怎么办？就这么把它扔掉多可惜。”
这一点我同意，于是建议，请他把它作为我的礼物送给坐在附近火堆旁的那个孕妇。看得出来，他也困惑于她拿它能有什么用，但他看到乐观的一面，说：“也许这会给她的孩子以灵感，使他成为艺术大师。”
“真说不定呢。”我微笑着走进屋里。
我至今仍想念这些人，想念病人，甚至想念那片苦难的地方。当我和我的厄立特里亚朋友告别时，我因为离开他们回到一个我可以跷起双脚、喝着啤酒观看体育世界节目的地方而感到很难过，很羞愧。
在我离开前两个月多一点时，我们破土动工，建造一所有24个病床和一间设备良好的手术室的医院。我知道，在事物的伟大发展中这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毕竟是一个开始。
如果我从在厄立特里亚的全部经历中学到了一样东西的话，那就是，我可以改变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