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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一)

更新时间:2021-11-29   本书阅读量:

  前言

  中国的长期革命,近百年来有了重大的发展。继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以后,蒋中正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今后中国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

  严格说来,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文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资本主义与中国的长期革命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20年代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则走向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之途。现在各种征象显示中国的历史如以上各章所叙,本来与西方文化的进度互不相容,今日则已觉得共通之因素可以联结。在阐述这如何成为可能的时候,我们先要将眼光着宽看远.注意若干外界的事物,因为最能令人相信的证据不存在于刻下观察题材之本身,而在其外。

  今日中外学者提及的一个问题乃是,中国将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试验多久。这与我们背景上的分析有关,此时也不妨从这问题说起。

  资本主义是一个令人眩惑的名词。英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后经验,她可以立即施行社会主义再回头重新采取资本主义,当中也并无修改宪法的必要。迄至东西冷战开始,很少人会因被称与资本主义相连而引以为荣。现今这名词在西方的地位抬高,乃是基于政④治上的原因。冷战和国际关系使西方民主国家觉得保卫资本主义是她们之间一个共通的目的。这样看来不仅这名词含义模糊,而且被引用远逾于以前的内涵。

  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施行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个条件做起。

  信用广泛的展开,

  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

  和服务性质的事业全般活用。

  更要附带申明的则是,资本主义施行时,这货币管理的制度务必延伸而包括全国经济各部门,即农业也和工商业相同。一种适当的司法制度必须在后扶持它。如是,通过以上三种条件所交换的价值才能确定,所定合约才能执行。资本有了保障,才能存聚。实行这种体制时,资本主义国家让私人企业占先,因此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上占着一个比重特大的地位。付出这代价之后,人民大众就用不着受政府机构很多不必要的管制,只让经济因素作主,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之下,使效率提至最高。社会主义给这体制以若干修正,它使公众的资本加入,并对私人资本加以较强之管制。其间之差别也是相对的。即今日美国的经济生活也不是全然不受社会主义影响。

  资本主义的历史构成

  要是我们检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构成的程序,则当中无此复杂的情形。在“资本主义”这一词出现之前,亚当·斯密只称之为“商业之系统”。创造这体系时,以文艺复兴期间的意大利为其诞生之摇篮,威尼斯又为这运动之先驱。

  在实施资本主义之前,若干内外障碍必先排除。意大利此时在政④治上做到这地步。因为罗马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两不相让,意大利半岛上的很多城市得到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位。教会里不许放贷生利的禁规都置之不顾。在各城市之中,威尼斯又有它独具一格的体制,即其经济一元化。它在大陆上拥有的农业土地数量不重要。它赋闲的贵族有退休金。劳工不足成为问题,因有奴工及雇用之外人。城中咸水也不宜于制造。所以威尼斯避免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通有的纠纷,例如教会法庭、皇权神授说、寺院利益、贵族特权、同业公会的限制、劳工的要求,以及普通法的习惯等。整个城市社会等如一个大公司,民法即商法。这商人组成之民国只须随着她的本能构成她的海上威权以商业致富。14及15世纪初期,威尼斯达到她声望和威势的最高点,俨然为欧洲国家之一。可是也因为她的资本主义缺乏生产的基层支持,其发展的程度有限制。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逞威,葡萄牙也在西方突起的时候,这城市很快失去了她的领§导地位。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进度降低,北方文艺复兴代之而起的时候,荷兰民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次一台柱。以前低地国(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无组织民族国家的经验。可是这地区封建领主的控制不紧凑,市的自治权力较其他地域为强。很多市镇由封建领主承认的特权已有了长久的历史。也有很多地方,一个村民只要在城市里居留40天即可以摆脱隶农(villien)的身份而获得市民(burgher)的地位。乡村的织工和负贩商人涌入城市的时候,各城市里的司法机构已经经过调整,有对付因此产生各种的问题的能力,以后不必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同时,封建领主在市内所有者不过地租,地上房屋尚为市民所有货币日趋普遍之际,地租无法增殖,是以领主之控制及其影响只有愈为降低。在这些城市之中,尤以阿姆斯特丹一向被鼓励与其他汉撒同盟(HanseaticLeague)的城市竞争(汉撒同盟一般以德境波罗的海沿岸的自由市组成,但阿姆斯特丹也是成员),而活跃于国际市场。

  促使荷兰民国独立近因为西班牙之宗教狱。查理五世1550年颁布的诏令称凡是任何人将若干新教邪说印刷、抄写、保藏或传布,未经特准阅读、讲授或讨论圣经者一律处死。如果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至死不悟,则以火烧死。任何教会的法宫都有执行上述刑罚的权力,告官者可分得犯人十分之一财产。又准备成立新主教区以便将各地人民笼于更严格之管制。查理尚不能犒诏令全部执行,嗣位的菲力二世变本加厉执行,一时引起低地国家叛变。他又在这地区抽收货物零售税10%以支持其军事行动,更引起当地民众抱怨,于是宗教自由、地方自治和经济上之龃龉各种问题纠成一团。

  低地国对西班牙的抵抗成为一段绵长的历史事迹。首先即有菲力所派亚尔巴公爵(Alva)的来临,事在1567年。他所执行的“血腥法庭”所判18000件刑案是当中发展之一部。英国对叛徒的援助引起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世称“无敌舰队”(SpanishArmada),不意为海风漂没。荷兰之宣告独立事在1581年。只是不到1609年的停战协定,新民国无从觉得她的安全已有相当保障。还要待到三十年战争结束,各国在威士特法里亚(Westphalia)签订和约,荷兰民国之成立才获普遍承认,事在1**8年,去首先之军事冲突已81年。

  各种演变互为因果一再触发,不免产生不少当初无从料及的后果。低地国家南部为首先发难抵抗西班牙的地方,事后却仍在哈布斯堡统治之下。独立者为北部。喀尔文教派初由弗兰德斯(Flanders)传入,日后成了荷兰人的宗教;而今日之比利时和卢森堡继续信夭主教。另外一段意外的发展则是联合省(荷兰民国最初的称呼)得到大量资本和技工的注入,以后她的纺织业有飞速的发展,夺走南方的优势。

  哈布斯堡的钳制既已推翻,罗马教廷的垄断也已解除。喀尔文派的**教会(ReformedChurch)并没有立即带来宗教上的和平。在解释“命定论”(Predestination)的时候,又构成所谓“抗议派”及“反抗议派”的冲突,可是两派都无力号召充足的社会力量发动内战。另外一段发展是,在抵抗西班牙的战争中,各地贵族站在人民这边,战后他们的产业大部丧失,虽然保有贵族头衔,实际上已成了市民阶级的雇员。在这情形之下,新国家除了一意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之外,没有其他的逻辑足为建国的凭借了。所以这国家出生于北海之滨,从此专心注意贸易和海上的权威,认为这是立国的宗旨。它的民法经过一段提倡,特别注重私人财产权,与水上及国际间的施用。莱顿(Leyden)及尤特里特(Utrecht)两处大学也供给了智囊,解决了当中思想上和技术上的问题。在今后一个多世纪内,阿姆斯特丹成为西方最前进的海运中心、海上保险业中心、商品的交易所和货币市场。亚当·斯密曾在《原富》以整节篇幅介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这银行是当日推进资本主义最有效的工具。

  只是这民国的内地乡村中各部分仍是出产奶油和乳酪的地区。各地根据过去之特许状组成,内中的习惯法互不相同,于是只能以联邦制维持。有了这两级政府的伸缩性,很多不合时宜的法律无须明文废止,以后就在用进废退的条件里被淘汰。同时新的管制方式也可因试验而生。所谓“联合省”不仅是由有独立主权的7个省组成,而且每—省内有些市镇尚保存若干独立性格。又如荷兰印度公司是由好几家公司合并而成,以后每一公司之后身自成一“厅”,保持着各别的董事会、船只和航行的日期。荷兰的海军由5个不同的海上公署联合构成。阿姆斯特丹有它自身的邮政局,一直向外国收发邮件至1752年。当日荷兰省不过是荷兰民国七省之一,但它有全国2/3的人口,也曾承办联邦3/4的经费,甚至坚持它有独立的外交权,不受联邦拘束。

  虽说如此纷纭,看来用货币管制的方式终能生效。资本主义最大的用场乃是“任之自然”的处置,遂能利用地理上不平衡的地方获得利润。显然在初期现代社会尤较今日有效。荷兰民国内部的紧张确实存在,但始终没有发展到破裂的程度。从商业上的财富能反馈农业的情形看来,当日之作法应算成功。各种海堤、人造草场、风力抽水机、牲口选择性的繁殖和排水的运河不久也使这个新国家整个改观。

  英国之例

  在17世纪,荷兰民国既为英国的对头,也是后者的好榜样。这两个国家交战不止一次。可是英国人也迎接一位荷兰王子为他们的国王。如果这令人感到惊异,尚有世纪中期的内战,一共两次。弑君之后,朝代为之中断。此时的英国也曾试验为民国,也接受了独裁制,回头又有王室复辟,复辟不已,再来一次革命。即至今日也难有两个历史家对以上情事的看法全部相同。也就是说,通常的解释很难说明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在一种周期上巡行两圈才领悟了她本身的性格。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讲,此中情节并无神秘之处。17世纪初期,英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至世纪末期情形已有极大好转。当中的几十个年代里,这国家不定的情势引起很多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一般都有各走极端的趋向,例如专制皇权和议会至上说、大主教劳德(Laud)的注重教会纪律和各教会的自创门户、从军事管制到共∕产主义。当时提倡这些办法的人没有省悟到,他们自己的立脚点已延伸到历史经验之外。从来没有像英国这样大小的国家也有适当的农业基础可以树立一种货币管制方式,从此她可以首尾相应如一座城大都邦之紧凑。

  要从这国家内部与时代不合的情形看来,才可见得问题之大。英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即庄园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也早不存在。中古以来土地占有的残迹既无从调整,也仍然没有扫除。最初封建体制之下土地不得买卖,实际上则买卖层见叠出已好几个世纪。当初卖主无妨“封”新业主为他的“陪臣”,成交之后有“每年夏天采办一朵蔷被花”的义务。隶农在黑死病使人口减少时即已解放,事在14世纪。几百年来他们持有耕种土地,传之子孙.称“抄本产业人”。习惯法保障他们不被逼着交庄,而他们也仍对业主尽不同的义务,在各种情形之下千差万别。已改作现金付交之租费则因世纪的通货膨胀,贬值到近于零点。詹姆士一世在位时,王室卖出了一部分地产,时人以价格低廉,有如赠予。可是现在看来,其价格已是当日100年的租金。在这段期间,租赁费的增加如果事属可能,只能改称为“罚金”。有心计而带侵略性的地主能在约十余年内将其地产租金增加至4倍;无法增加的则全部冻结。有些地主令抄本产业人及租赁人接价之后退田;也有地主始终找不到手下的佃农。

  这样杂乱无章的局面使若干投机者旦夕成为巨富,也使很多人江河日下。所有佃农虽有对土地之使用权,但法律上的地位不明,惶惶不可终日。这显然不是保持社会安定的办法,更谈不上动员全国的资源去对付一个极端带竟争性的新世界。

  如果英国此时集中于食品之生产,专门对付国内及内地的需要,问题就简单得多了。那样则商业可以归纳于沿海都市之中,不和内地关联。可是英国的出口大都在羊背上,羊毛及毛织品占输出物品75%至90%之间。牧羊业使英国农业与商业关系至深,对海外市场价格的变迁极度敏感,也与外交情势发生关系。更因国际贸易之展开,17世纪国内的贸易也有平行的发展。内战前夕,许多循行各地之商人经常来往于内地次级城市,负贩则及于各村镇。

  司法制度缺少统一性,增加了全国的不安成分。所谓习惯法者,根本是农业社会之遗物。它的保守原则着重过去未曾做过之事现在也不能做,所以以各地之自给自足为依归。这已和17世纪的情形极不相容。所谓衡平法(equity)本身并非法律,只是它认为法律务要使两造感到公平(equitable),也受罗马法及寺院法的影响,此时只能行于国王直辖之特权法庭。

  在以上情形之下,国王被迫增加新税以支持海陆军,因之以对付新问题并且扩大行政范围,全国意见分歧。很多的争执与不同的信仰至此集结在一处,也掀动了不同的情绪。教会内外的纠纷,源于都铎王朝执行宗教**后迄未成定局,只有使争端愈为尖锐化。也就是说一切都已投入一个大熔炉里。

  这样的情况不是上端有了变化,诸事即可解决。当社会下面各阶层仍无法管制,而且上下之间适当的联系尚未形成的时候,威士敏斯特的人物换班不足以构成任何突破。我们必须注意问题症结在整个国家组织,不仅是权力的分配或执政者的个性。

  当16**年威廉和玛丽,亦即荷兰的王子和英国公主出身的王妃同为国家最高主权人时,重新构造全国的工作已大致完成。几十年来的混乱已使全国土地一般有了合理化的解决。陶尼(Tawney)所说土地换主以打仗的方式完成,要比法庭告状来得省费。一个实地上的测验来自1692年。当日土地所有权已经过如是之进体化,是以新收土地税用不着包税人。因为如此,新税以**管制的办法征收,得款每200万镑,全部缴入财政部(Exchequer),此为前所未有,税收亦超过历年各项收入之总和。

  自特权法庭被国会取消之后,习惯法法庭即以试验性质施用衡平原则作判案的一部分根据。最初不过是承乏的办法,不久衡平法也造成成例,脱离了凡事都是临时的观感。这两种法律的并合,已为日不远。16**年贺尔特(JohnHolt)为首席法官,他指示以后习惯法处置商人案件时概照商业习惯。这对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极大影响,尤其是关于遗传典当、动产处置和不履行契约之赔偿等。

  事实上奥伦治家的威廉对英国事物没有深厚的兴趣。玛丽承继斯图亚特王朝之名,不过是个凡事依从的妻子。他们可以被拥戴为国王与王后,无非表示下端的改组已大致安定。这时,元首对国事缺乏成见反可视作一种长处。有了这样的改组,国会至上至此成为事实。私人财产权被确定,也成了新政权的施政逻辑。内阁制和两党制出现已指日可待。

  1693年的皇家矿法(MinesRoyalAct)取消了国王自所有矿砂内提取金银的特权。过去这规定阻碍着工矿的发展,新法案对新投资极有引导力。次年再有英伦银行诞生。新银行贷款于政府,使公债从此成为一种永久制度,国王个人再不对之负责。事实上威廉与玛丽尚为这银行首一首二的股东,可见得公私之界线已划分明白。有了这些举措,英国之现代化已具定型。毫无疑义,国事之决策从兹可以用商业原则处理。

  16**年的革命以“光荣”称,不仅因为只有极少流血,也因为这革命将几十年来的成果一并收纳。这是一块新的里程碑。以后只用司法决定何者为合法何者为不合,即可将体制内不应产生的技节铲除了。

  自此我们再重新检讨以货币管制的三个条件,亦即信用之展开、经理与所有权分离、服务之全般活用,也可看出英国在18世纪初年已充分与之相符。自从1694年成立英伦银行,这国家经验到的信用膨胀有了现代尺度。1702至1714年国家岁出由500万镑增至700万镑,同时期内国债由1300万积至3600万镑。马尔波罗公爵(DukeofMarlborough,邱吉尔之祖先)能够打败法军,得力于十多个欧洲大陆的城市贷款支持他的军事行动。贷款的人一听说伦敦商人全都支持英伦银行,不待劝说即解囊。这也可算得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所做的投机主意:现代战争之具商业性,自此更明显。读到这里,也可以欣赏鲍尔教授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是国家”的意思。

  英国既已发展到这程度,她于是在国际财政界突出于荷兰之前。过去荷兰垄断了船舶的海上保险,即英国船只在17世纪也由荷兰保险,现在英国取而代之。一般看来,凡是荷兰能做的事,英国只有做得更好。其秘诀在于将国家经济的下层机构发展之后,以习惯法和衡平法结合用作新体制上下之间的联系,于是农业之财富和商业之利益有了交流的孔道。两种事业也可以彼此扶持。英国的乡绅与新兴市民阶级相得益彰。自詹姆土一世从苏格兰到英国践作以来,宗教上的争端经常使国家处于动荡的局面里。可是在现代人的眼光里,这宗教争端已毫不相关了。当然,所有工作并未全部完成。更多圈地法案还待通过,农业土地才能极尽其用,付费公路才能修筑,农业剩余的劳工才能转用到城市。他们构成了城市间的无产阶级,为新兴工业廉价劳动力之来源。可是至此一种无可逆转之处业已到达。英国人一眼看回去,他们总可以视16**年为他们历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其他行动或受调整或被逆转,而光荣革命的结果永在。

  中西对照

  以上所说与中国历史有何关系?

  这些不是天方寓言。所述也并非偶然出现之事物,只在出现的国家里有效。人类需要自存的天性使他们不断屯集物资,终于在商业之间找到实践的满足。它所创造的式样,以后成为政④治体系的施政原则。这些办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们可以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滥用。可是当中所有财货和各种服务都应当能互相交换,也能由法律监视的原则已不可磨灭。它已经打开了科学的探讨和技术的引用。它已经使人类的生活更为富丽;它已经被视作将世界各国分等级的标准。这种物质生活有马基维利、霍布斯与洛克等人所予意识形态的支持,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的重要体系。在20世纪末期,世界历史成为一元之际,我们看不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如何能忽视资本主义产生的的过程。威尼斯银行下接阿姆斯特丹银行,更有英伦银行,也和意大利之文艺复兴、北欧文艺复兴与英国文艺复兴印证。这已不是单独且分散的例子,而是前后互相贯通的史迹,业已摆在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上。说来不怕粗略,从直率的眼光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也可以视作对这种挑战的各项反应。我们所能想象的结局,也无非大陆整块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文明和这西方的海洋文化汇合。

  过去历史之发展未达适当的纵深时,中国之**者和历史家同有将中国应做的整备看轻的趋势。中国的革命通常被与明治维新相比。其实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有带竞争性的诸藩,已有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或按照商业条理处置之姿态。各封建领主之下有“藏元”,亦即营业经理。银行业称“两替屋”者,有的尚为幕府汇款,有了几百年历史。批发商叫“间屋”,也构成各种“组”。同业公会称“株仲间”。道路交通网称“五街道”者已将各大都会联结。“宿驿”遍及各地,通信则有“飞脚”。海船之定期航行者称“回船”,又兼理保险事业。所以,构成资本主义货币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在事前存在。明治维新不过在这种种商业因素之上加了一个总揽一切的政④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即此就绪。

  中国历史也不能与俄国革命相比。中国缺乏彼得大帝以来种种西化基础,同时无隶农制度,他们在100多年之前尚在帝俄里存在。严格说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无从对中国人提供技术上解决问题办法。《**宣言》一向被称为革命行动之指导,读时应当注重其实际上对问题着手之步骤。“革命之生产方式”仅能由经济组织最前进的国家执行。共∕产主义者不当另外组劳动阶级之党抗衡。这些都已写在《宣言》之内。

  虽说美国对中国历来不乏好意的支持,美利坚却不能在历史上对中国提供历史上的向导。美国成立时衡平法与习惯法之结合虽未全部完成,两者交汇至少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美国人不能想象农场之管理和乡村之治理不能以金钱为主的情形;他们了解,立法虽接近现代化,后面没有社会上强迫执行的要求,则到头仍行不通。美国的商业效率,亚洲国家不能轻易照抄,因为它有环境上的优点,将一种业已证明有效的系统在长时间内逐渐加于一个大陆的广大地区之上。另一方面,她奋斗的特殊纪录,包括“塞家叛变”(Shays‘sRebellion),威士吉叛变,各州否定联邦法律(Nullification),各州高持“州权”(staterights)的例子,更有关于货币、银行、反对托拉斯、管制劳工与跨州商业的立法而产生的各种纠纷。这样一来,现下美国分工合作的办法,也是只此一家了。如果我们要从历史里得到教训,最好还是追根看清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原始形貌,才能为了解今日之中国提供一大有益借镜。

  从宏观的立场看来,世界上从无一种全然相同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两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独特之基点。所以在提出因果关系时,我们也应当将历史事迹尽量前后连贯看去,而不应因一时一事偶尔相似即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