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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五 如此皇帝

更新时间:2021-08-09   本书阅读量:

  雍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独裁皇帝。

  雍正铲除异己,打击朋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整个帝国,都置于他一个人的绝对统治之下。

  这并不容易,然而雍正却做到了。

  雍正的办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谓密折,说白了,就是皇帝与臣僚之间的私人秘密通讯,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本来,君臣无私义。君臣之间的文字往来,就只有“公文”,没有私信。通常官方文书(公文)有两种。一种叫“题本”,是谈公事的,要加盖官印;一种叫“奏本”,是谈私事的,不盖官印。两种文书都由通政司转呈。皇帝御览之前,已先由有关官员看过,等于是公开信,无密可保。杨名时奏请修浚洱海,用的就是这种公开的题本。所以雍正认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扬出去,以免别人(也包括皇帝)抢了他的功劳。题本和奏本无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间某些不可告人的机密和难言之隐,就无法勾兑。而且,这种公事公办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单独交朋友的想法。于是他便把始于顺治、康熙年间,但用得并不广泛的密折,发展成一种普遍运用的政治工具,并形成了所谓“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显然比公文制度实用。除具有保密性外,还具有快捷方便的好处。题本是很麻烦的。它必须用宋体字工整书写,必须备有摘要和副本,必须先由内阁审核,必须在皇帝看后再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密折则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书写,写好后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复,直截了当,不耽误事。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专门探讨和研究。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性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涵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体。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统治。

  雍正以前,中国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与礼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现象,而且其主体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则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相反,不少皇帝还无法行使治权(比如年纪太小)或主动放弃治权(比如明的万历)。其结果,则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长治久安”,改朝换代总是不可避免。显然,唯一的出路,是确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为国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义,便正在这里。

  这又是雍正的过人之处和高明之处。本来,密折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它容易和告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变成告密的一种方式,弄不好就会让人主上当受骗。所以康熙说:“令人密奏并非易事。偶有忽略,即为所欺。”谢济世也说:“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谁告的),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却把毒药变成了良药,玩火而不自焚。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兼听”。也就是扩大有权密奏的范围,广泛地听取意见,使自己不至于被个别人的言论所左右,从而作出正确判断。他也允许被告申辩,只是不讲原告的名字。这样,一旦属实,举报者可以得到保护;万一被诬,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则天建立告密制度,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却保护了不少好人。

  雍正的尊孔,超过了前辈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为王,他下令对孔子的名讳要像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礼。这些事情,都是连汉族自家的帝王也没能做到的。皇帝号称“天子”。除对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礼,就是把孔子抬到与天地君亲同等的地位,当然是无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态,确实很高。过去,历代帝王巡视太学,都称“幸学”,也就是帝王幸临学府的意思。雍正认为。这虽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应改为“诣”,就是拜访、请教的意思。王朝时代,最尊贵的就是帝王。无论他到哪里去,都是巡幸,都是给别人赏脸。唯独到了学校,却不是“光临指导”,而是“拜访请教”,这就不但是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对全体知识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

  雍正不但谈儒,也谈佛。十一年(公元1733年),他在宫中举行法会,亲自说法,并收门徒十四人。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伦不类地聚在一起坐而论道,真是煞有介事。

  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皇帝!应该承认,雍正的儒学水平和佛学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来,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确实把握了儒学和佛学的精髓。儒家讲“修齐治平”,佛家讲“普度众生”,说来说去,不就是让大家过好日子,让大家感到幸福吗?这就要栽种福田。而在雍正看来,这个福田,并不在西方净土,而就在东土人间。因为现在东土已经有了一个不是释主的释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别人,就是朕———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

  现在,雍正已经从思想上(崇儒礼佛)、组织上(举贤用人)和制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装起来,他可以给他的帝国动手术了。